原標題 人生十五年：後悔回國嗎？
饒議科學
從45歲到60歲，不能說不是人生的重要階段。
很多人問，是否後悔回國。
當然不後悔。
因為，困難確實有，但也樂在其中。
雖然用了較長時間才獲得博士學位，我從助理教授到講席教授的時間不很長，成為美國學會的學術刊物編委也比較早、比較多，在每個階段屬於生物學裏麵比較年輕的。
回國前，我參加的活動常常屬於年輕的。因為中國曆史造成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青黃不接，我回國後立即經常是年齡最大的。
十五年前的重要問題：未來怎麽過。
1
核心科學⠀
2007年至2022年，我的工作核心是科學研究，冒險探索。
在美國的23年已經證明自己可以按外界標準做到滿足外界要求。
回國後，不再理睬外界轉而跟隨內心對科學的興趣。
我實驗室傳統的優勢是基於廣泛和深刻理解生命科學而較好地判斷重要的科學問題，但弱點是技術單一、而且比較弱。
回國後，專門彌補了以前的技術短板，建立了世界上技術最全麵的生命科學實驗室，估計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實驗室如我實驗室一樣的技術體係同時擁有從果蠅、老鼠、猴到人的基因分析，從小分子化學分離和分析到蛋白質分離純化，從電生理到光學成像和操縱。建立這套體係，使我實驗室從偏重科學問題而技術單調偏弱，到技術體係完備、技術可以跟上科學研究需求，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隻有敢於不“臨淵羨魚”、才會“退而結網”。
對自己要有足夠信心和期待，才能相當長期隱忍不發。
現在，我們一個實驗室內部就可以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電生理、人類基因組分析、化學分析綜合交叉研究重要生物學問題，特別是（但並非百分之百是）重要的神經生物學問題。
一方麵是改進技術，另一方麵是不怕壓力、不怕失敗、敢於獨立追尋重要問題。
我自己動手能力低，是我實驗室傳統問題的原因，改變這一弱點非常重要。
我自己動手能力低，同時使我在實驗室的絕對時間不需要很長，可以有“課外活動”。即使加上閱讀科學文獻、教學等有關工作，最多每天需要半天。
正如鄧小平先生說，領導人不能過多主意，實驗科學課題組的領頭人也需要適可而止，避免過度幹涉做實驗的實驗室成員。
所以有大量時間可以用於“課外活動”。
2
重視教學⠀
我早就知道自己喜歡教學。教了十幾年後才意識到這可能是母親家庭的傳統。
1994年，我任教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後，大概在兩三年之內就與Rafi Kopan和Ross Cagan兩位誌同道合，開設了研究生選修課（Molecools），曾經有80多人同時選修，成為當時華盛頓大學生物醫學選課人數最多的選修課。近年還有當年選這門課的美國學生（現在的美國教授）在電子郵件說起。我們選擇一些特別有趣的分子，講述其生物學研究。
我給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中心開始過分子神經生物學。神經所成立後，我參與其神經生物學教學。可能初期的發育神經生物學是我教的。2000年，我和吳家睿創立後來稱為Bio2000的課程，主要是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這門課程獲得科學院的特等獎。2003年，擴展到北大和清華。我是逐年退出，大概前幾年起不知道這門課的情況了。我主持的三年（2000-2002）肯定對科學院上海部分的生命科學研究生有較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全職回國後，調整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教育體係，鼓勵優秀年輕科學家投入教學。例如，生物的挑戰班最早五年是我那時建立，後來交給年輕人，他們不僅延續而且事實上做的更好。
PTN、CLS等研究生項目，也是後來的老師做的更好。
我自己一直在一線進行教學工作。
從2008年秋天開始，我給本科生開始《生物學思想與概念》，後改稱《生物學概念與途徑》。自己編教材，以經典實驗為核心，講解重要生物學概念的提出和建立，講解重要的生物學研究途徑。明年開始，準備同時給研究生。因為實際上，可能對極少數本科生有益，而對大多數研究生有益。
我也參加過一些其他老師主持的課程的教學。最初參加過《發育生物學》、《遺傳學》的教學，特別是發育生物學，當時我能教的部分，可能其他人熟悉程度不夠。後來主要是神經生物學的本科生課程的一兩堂，和有些研究生課程。
北大生命科學師資力量不斷充實，現在讓我教學的比較少了，而且常常是第一堂的導論。
但我自己的《生物學概念與途徑》課程準備教到退休之年/身體不行之時，看哪個先發生。
年複一年，教同一門課，但學生不同，而自己也每次希望比上次有所提高。至少，到2022年，我做到了一門課自己從頭到尾教，而不是以前的其他老師教一半。
3
認真管理⠀
一般人，在沒有參加管理之前，都很容易認為自己有管理能力。
參與的越多，才意識到管理能力也是有很大差別的。
我自己的能力隻在科技和高等教育的範圍之內。
我的體會：管理需要有能力、也需要有公心。
很多缺乏公心的人做管理，是中國受害的一個原因。但這說明如果有公心的管理者越來越多，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很多能力不夠的人做管理，是中國被耽誤的一個原因。但這也說明如果有能力的管理者越來越多，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不時有人認為沒用上我的管理能力而歎息。殊不知，我看中國有一批非常有管理能力而且有公心的人，他們的能力比我高很多，而沒有合適用上。他們還繼續寫建議，無論是否被采納，而且他們不能抱怨，更不能像我一樣公開寫文章。要是他們能寫，層次、水平、文字的優美都會高我很多。
全職回國之前，我參與過一些建設。
2007年至2013年，任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期間，首先是建立了現代化的教師聘用體係（附一，附四）。我和施一公在兩校的生命科學學科建立的體係，都被兩校推廣。北大是2014年全麵推廣。這一體係是十幾年來北大師資質量保障的關鍵。這一體係的建立，在北大是經過二十多年，在我之前就開始探索新體係，我來北大後，也有多任校領導和多個其他院係研究所和中心的努力。但我相信，我和生命科學學院的實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可能是承前啟後真正證明可以落地、可以成功、可以推廣的一環（附三）。
師資體係改革，當然矛盾很多，包括學院內、新老、功勞和苦勞，等等；包括如何處理和安排老院士、新院士。核心是卓越和公平。
北大生命科學學科，在2007年之前，隻是中國高校第一，而那是因為中國高校的生命科學研究普遍弱。今天北大的生命科學學科，在很多人的前赴後繼的努力下，不僅全國領先，而且在世界上顯示快速質量提高。
建立體製後，很多工作可以長期延續。今天北大生命科學的研究質量、學術氣氛、學生的學習環境，與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進，而這些改進並非都是以經費帶來，很多單位經費早就比北大多，它們沒有足夠改革而顯示經費不加改革是難以有很好的效率的。
對於我參與過的其他，如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附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我從來是幫忙不添亂。麻煩的事情，有時要我出麵扛，我在兩個單位都偶爾扛過。如生理所號稱全體學生上街抗議，我立即公開回複請向我開炮，我來專門回答質疑。北生所沒錢了，我和一公聯係上級。我也曾個人為北生所經費給人下跪借錢。
多個改革單位的年薪，我都幫助堅持要足夠高，不能沒有吸引力。這一點，因為我所堅持的單位都是改革的先鋒，所以它們的年薪恐怕影響了全國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情況，隻是很多是間接參照的結果。
前二十年參與各種新建和改革，對於首醫的工作有幫助。
4
紮實創業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最近十年終於出現第一次高峰，雖然是小高峰，而且現在已經進入第一個調整期（相對寒冷期），但它預示著中國生物技術產業進入的國際正常發展軌道。
前幾年，我應邀幫助中國回顧過幾次藥物產業曆史（例如，附五）。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第一個高峰，是多個原因促成。它幫助中國經濟發展，也幫助大量中國生物和化學畢業生提供工作場所。現在，不僅北大清華很多老師創業，一些學生也創業。
我的第一個學生創業，我隻從旁幫忙，沒有任何參與。
第二個學生創業，我幫忙，也參與過短暫的時間。
後來我選擇參與了生物技術創新企業。選擇可以用上我的特長、不怕年紀大的弱點的方向和項目。
做成一個好的企業，非常不容易。我們大家都在埋頭苦幹，網頁很差、微信公眾號沒有。
我們相信是靠本事，不是靠嘴巴，所以我們隻在必要的時間、必要的場合談，其他時間和場合不談。
國家支持科技人員創業。我也給國家申報了全部的參與。
凡是需要轉化的，我都通過北京大學，因為我實驗室在北大，我作為老師申請轉化沒有利益衝突。而我是首都醫科大學法人和校長，難以避免利益衝突。何況，我在首醫並沒有實驗室。
5
不倦誨人
如果有人批評我是“教師爺”，我不會反駁，因為自己也認為有這個問題。我也不認為這是什麽大不了的貶義。
我希望我弟弟能用其聰明和幽默幫我減少這個問題，好像效果有限。有些喜歡我文章的讀者，對我弟弟不習慣，不知道我就是希望能夠像我弟弟那樣寫，隻是水平不夠。
我批評的原因，與一般人的原因不同：不是因為我對世界悲觀，而是起源於我對世界太樂觀。
我母親是我小時候觀念形成的關鍵。她一直教我這個人怎麽好、那件事怎麽好。
我從小對世界充滿樂觀，其實現在還是過於樂觀。
但一旦看到世界不是我母親說的，看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特別生氣。
對一百個人生氣了、對一百件事情生氣了，我可能就會寫下來，公開批評一個人活一件事。
而當然我不僅在很多單位支持了很多年輕人，而且我公開也推崇和表揚了很多人。也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
但一般人容易記住我批評的人和事，不那麽記得我推崇和表揚的人和事（特別年輕人，例如2012年的附七）。
事實上，我公開文章中推崇和肯定的人遠多於我批評的人。前者如：林可勝、陳克恢、蔡翹、馮德培、張昌紹、張香桐、謝和平、湯飛凡、鄒承魯、鄒岡、袁隆平、屠呦呦、餘亞綱、顧國明、張亭棟、周其鳳、王曉東、施一公、施揚、管坤良、張毅、程亦凡、邵峰、李文輝、楊勇、張岱、張宏等等。
有些人如蒲慕明，肯定其優點和做對的事情，毫不留情批評其缺點和做錯的事情。
我建議《知識分子》開辦的“華人之光”專欄，也曾經介紹一批華人科學家。
通過未來科學獎，我們科學委員會認真工作，推出了中國迄今為止最有信用、共識程度最高、最公平的自然科學大獎。
通過科學探索獎，我們科學評審委員會嚴謹工作，推出了中國迄今為止對青年科學家最好的個人支持。
未來科學獎和科學探索獎，影響超出獲獎的人們，而在中國科學界帶動了追求卓越、追求公平的文化改變。
《知識分子》、《賽先生》兩個微信公眾號，都是為了文化建設。早期參與很多，現在幾乎不參與。而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賽先生》都成為公益組織，公認為我國科學界和高等教育最公平和公正的共享平台。
在美國期間，我的科研之外的活動包括教學、讀書（了解科學、了解世界、了解中國）、科普（在中國和美國的中文刊物發表科普文章）、參與對中國科學的谘詢和部分工作、把國際學術會議引入亞洲和中國等。
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刊物，是文科學術刊物，其編委中隻有很少幾位科學家，十幾年前我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科學家編委。
中國質量最高的國際會議，長期十幾年是在香港科技大學的Gordon會議（附六），提議和發起人是我。落地和堅持的是今年上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葉玉如（Nancy Ip）。
6
喜好曆史⠀
我對科學史、美國建國史和中國近代史曾經都比較感興趣。
後來，幹脆做了一些科學史的研究，成為科學史原創研究者。
我在英文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附八），對“腎上腺素”的發現史正本清源，指出美國藥理學家不顧事實，壓製旅美日本科學家的首創工作，即使在英國諾獎得主堅決指出日裔科學家的情況下，美國長期錯誤地沿用錯誤的名詞。其根源是混淆曆史。
我與黎潤紅、張大慶合作用中文發表過幾篇文章和幾本書，揭示青蒿素發現的科學史。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全世界最全麵、最客觀的，也是唯一被參與的多方麵所共同接受的。
我們還做了張亭棟的三氧化二砷治療APL亞型白細胞的曆史。
從喜好，到原始研究，有點專業化。
7
為利益會後悔不已⠧‚†想會迎難而上
留在美國，可以繼續教學、科研，也可創業。生物醫藥界，有些華人不回國，但在中國設立企業，為國外提供見縫插針的服務，獲得不菲的經濟回報。但有理想的人會認為這與幾十年前把中國紡織品轉口到西方的港澳商人沒有本質差別，雖然有個人利益，但不值得追求。真有事業心的人，可以努力在中國創建以後有可能領先世界、造福人類的企業。
以下的對話反映了我對文章題目想法的一部分。
2022年7月10號星期天（美國9號星期六），有位老朋友在微信上曬一群美籍華裔成功人士聚會“登高遠眺、品嚐美食、美酒和咖啡，一片歡聲笑語”。
我留言：“這是我力圖避免的：一輩子在美國，主要與華人聚集，自己努力做好職業（也許職業有所追求），安安穩穩，但畢竟是限於個人的生活”。
對方回複：“人各有誌。我很高興大家一起在有美國國旗圖案的陽傘下開心聚會”。
我批評了美國的缺點，對方沒再回複。
當然有人可以問中國就沒有問題嗎？中國肯定有中國的問題。
但這是我出生的國家，是我家庭和學業前輩在更艱難時代沒有言棄而為之奮鬥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一百年後中國很可能超越美國，五十年後朋友的中國母校可能超越美國絕大多數大學，包括她先生任教的斯坦福大學。
重要的是，無論百年、五十年的目標能否實現，我自己都在裏麵起了當時其他人不能起到的推動作用。
所以，非常值得。
是否回國的核心問題在於：
1）對中國的長遠是否有信心
2）利益第一、還是理想第一
不回國的一般都對中國長遠缺乏足夠信心。
回國的當然不都是理想第一，但不回國的一定不是理想第一，而甘願在美國做一個自己利益至上、不用冒險犧牲的人。
附一
科學和教育改革的基層嚐試：五年北大生科發展格局構建
我於2007年9月起任職北大生科院，總的體會是院係是改革的有效切入點。院係可以充分應用教育部和學校已有政策、加上一些新政策，在現有體係中堅持原則就能推動改革。北大生科院的改革部分基於具體情況，但有些也許可推廣。
在學院已有積累的基礎上，近五年來主要推動了體製機製、教育培養、資源配置和文化氛圍等四個方麵的工作，以體製機製改革為核心，標本兼顧，與國際上多年行之有效的標準看齊，搭建學院新時期的框架，提供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我雖然從自己的角度總結，但應強調，所做的工作依靠了多方麵有力支持和很多人的努力。這些工作有待今後不斷完善、並根據國內外的發展進行調整，堅持不懈地為把北大生科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生物學教學和科研機構而努力。
一基本思路
就任時考慮了國內外生命科學的發展格局和北大的情況，基本想法是通過改革體製機製來保障北大生命科學的長期發展。
國際上，生命科學自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後，進入了嶄新的時期；而20世紀70年代重組DNA技術發明後，更是推動了生命科學及其應用，其規模迅速擴大、認識不斷加深。遺憾的是，中國錯過了這兩個重大發展契機。國內生命科學發展多半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別是90年代末期以後得到更大的支持。長期以來，中國生命科學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科學院的相關研究所。北大生物在教育上有領先的貢獻，在科研方麵有高校中比較好的積累。
五年任期，是以“三把火”方式立竿見影？還是看準遠景從長計議？
立竿見影是國內常見的模式，各單位熱衷競爭數字，招聘馬上能發表“好看”論文的人，以多種方式催促老師、研究生發表論文，滿足國內的各種評估、很快得到“讚譽好評”。而從長計議則著眼學術的根本，瞄準未來、辨清方向，建設新的體係框架、改變學術風氣，合理的體製機製穩定運行後，不因人事更迭而影響學院發展，並注意與校內其他相關學科互動及聯合，緊密聯合校外相關單位共同前進。
我認為，即使是一個學院的規模，重要的也是幾十年後曆史的審視，所以選擇的策略是“從長計議”。不在意短期的反應，用心建設有長期作用的框架，為追求獨到和卓越的師生創造適宜的環境。所以上任後不搞轟轟烈烈，不以數字為目標，而是靜心地努力推動幾個方麵的工作。五年後，發展框架已初具雛形。
我設想，在具備一定條件後，北大生科的目標不是跟蹤世界、攀比國內，而是全麵提高科研和教學水平，以其體製機製保證持續長期產出有高度和深度的原創性研究、培養出創造性的人才，最終邁入世界先進行列。
二體製機製
作為自然科學的學術教育機構，體製機製改革的目標是讓教師注重研究和教育，職員注重服務師生，學生注重學習、獨立思考和科研實踐。這些目標不可能很快達到，但學校兩屆領導班子堅定支持，職能部門積極參與，使生科院的體製機製改革已經啟動和實施。
具體做法上，原則是積極支持和配合原有老師，對已有的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隻提供配合，不幹涉其經費使用、運作和組成，學院的發展另尋經費。學院努力改革，資源用於建設幾十年後仍被肯定的事業。
⠱）建立和堅持推進教授預聘製（tenure track system）。2007年9月以後新聘教師，全麵實行預聘製，學院對教師支持和要求同時提高。博士後應聘者起步皆為助理教授，但有國內正高職稱的所有學術待遇（如獨立實驗室和帶博士生等）。他們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經過兩次國際同行評審才能通過副教授晉升為正教授。這樣的製度使教授起步後至少十年內習慣以治學為第一要務，完全放棄以前國外博士後回國立即成為中國正教授而無晉升壓力、難以再嚴格要求的現狀。從助理教授晉升副教授、從副教授晉升正教授，其學術水平需要與國際上較好的大學可比。在此過程中，確立北大生科院的學術標準不低於國際同行。通過新的體製機製使年輕人不至於在不良學風中迷失方向，養成熱心學術、追求卓越的習慣。
2）改變評審方法。根據不同學科和發展階段，進行適當的評審。評審不再每年進行，而給以合理的時間間隔。評審方法上，用所謂SCI影響因子及引用率等數字，對北大這樣有很多從國外回國科研人員的單位已過時，需請國際同行參與評價其研究的重要性。我們已進行的中期評審中，有非常負責任的國際同行對被評審者每篇文章仔細評論，並提供了中肯的反饋意見，有助於被評審者從評審中知道如何改進和提高。
3）改變管理模式。在原有的院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基礎上，成立了儀器、空間、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等多個委員會，使較多教授參與學院管理。各委員會在學院授權範圍內討論和決策相關事務。研究生、本科生選舉代表，分別列席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委員會。
4）強化行政的服務理念，全力支持教學科研。學院以前曾出現非教學科研業務的行政影響太大、與師生關係緊張等問題。現在，學院根本改變了對非學術性行政人員的工作要求，明確非學術性行政人員是輔助學院學術領導開展工作，特別是支持和服務於老師和學生。行政人員素質提升很多，對工作的熱情提高，對師生工作的支持力度增加。隨著老職員退休加之中國教育和就業形勢的影響，學院行政人員從大、中專生為主改變為研究生學曆為主。幾年前，行政人員大都都不會英文；而現在很少不會英文，從而有利於開展經常性的國際交流工作。
5）新資源用於改革，避免平均主義。我國的領先高校和科研機構已非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試圖脫貧的時期。這時，新的資源如果繼續按平均主義，固然可以讓院長得到學院多數人的掌聲，但代價將是減緩北大生科的發展、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比如，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成立後，部分成員從北大原有老師中遴選產生。遴選程序的第一輪為校內評審，第二輪請海外十餘位科學家通過書麵材料和口頭答辯進行國際評審。為避免個人偏袒自己學院的老師，我本人完全不參與生科院老師的評審。2011年4月，經過評審產生了第一批中心研究員共18位，其中：生科院5位、化學4位、醫學部3位、分子醫學所3位、物理2位、心理1位。生科院當時約五十位教授中僅5位入選。我們嚴格遵守評審結果，沒有因為生科院入選人數少而調整。其他學院未入選者一般不會怨誰，而生科院未入選者有些不滿我個人，即使知道我全程不能影響生科院教授是否入選也不能改變這種不滿。用國家經費給個人帶來掌聲、還是按國際評審結果擇優支持？是兩種不同觀念的選擇。
6）在改革過程中支持原體係的老師。這些支持是依據老師的工作努力，而非平分資源。研究優秀者通過國際評審入選生命科學聯合中心；願意放棄原有終身職位可以競聘入學院新體係實驗室負責人；也實質支持教學認真負責、為學院公共事務和設施服務、熱心和負責輔導學生。也就是說，隻要（也隻有）在科研、教學、或輔助服務等任何一個方麵積極認真工作的教師，都得到了增量的支持。我們五年來獲得的私人和公司捐款使原體係中做好工作的老師有相當程度的收入增加。
7）為了配合體製機製，就應該不依賴老師與院長的個人關係。學院不是政治或群眾組織，是研究和教育機構，所以學院領導不宜搞形式主義的“群眾路線”，更不能拉幫結派。院係負責人應該以學術和教育為己任，工作中不能因為個人關係而有偏向，需要支持、鼓勵認真做學術和教育的老師。我自己的原則是，是對所有老師不予幹涉，但接受任何老師的約談，特別注意他們是否有好的主意能夠支持、積極采納。被支持的人不在於是否我自己招聘的，隻要做的好，我們能夠支持，就一定支持。當然更不會是支持我自己的學科，事實上迄今我的學科被支持偏低，應該在獲得的國際支持後彌補。
三教育培養
在我國急於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高校可能教學有所滑坡，我們力圖扭轉此趨勢，鼓勵老師積極參與教學、給予學生自主性。
1）提高對博士後的支持。博士後還是一個弱項，國內博士後的數量增加、質量有所提高。近年，學院終於有了海外非華裔的博士後，雖然今後還需要隨著我們研究質量的提高來不斷增多。
2）研究生課程改善。原有研究生課程不夠多、不夠好，曾有課程是老師給自己實驗室學生湊學分。學院成立的研究生委員會改變課程設置和內容。另外，我們規定進PTN的老師必須提交開課建議，通過聯合清華大學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導師競相教課，提高了研究生課程的數量和質量。
3）建立新的PTN（北大、清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聯合計劃，要求研究生入學後進多個實驗室輪轉，擴大了學生知識麵和研究基礎，也形成導師和學生的雙向選擇，調動老師的研究生教學積極性，給予研究生更多自主權。
4）改革了研究生錄取、資格考試和畢業機製。錄取PTN和聯合中心的研究生不要求本科應屆、不要求原大學保送，而由招生單位聯合小組考核申請人的研究潛力。畢業不再以SCI論文為標準，而由委員會嚴格檢驗。好學生不因投稿文章尚未接受而延期畢業；同時未放鬆對後進學生的要求。事實上，第一次實踐就有多位不合格的學生未通過答辯。另外，還廢除了一些曆史遺留的不合理規章，如研究生結婚領戶口證明需要導師同意。
5）明確本科生個體化教育的目標。開啟了步伐，讓有個體化教育需求的學生自我設計課程安排。上世紀90年代教育部推廣的通識教育，在有些學科變成了較單一的教育方案。比如，目前全國很多生命科學學院很像一個生物化學專業。而生物學科不僅內部有多個方向，還有與化學、物理、數學、信息、醫學、農業等多個學科有很強的交叉。一些新興方向，如成像、生物信息學等，需要超出生物的基礎。個體化教育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安排和調整自己的課程。這一部分工作僅為開始，需要今後加強老師的啟發和引導作用，在學生自我設計過程中，讓學生得到幫助。
6）本科生課程和教學有所改革。我們設立“生物學思想與概念”帶來的是強調北大學生應該擺脫生物學描述性的教學方式，轉而建立對重要思想的理解、學習如何提出和證明重要概念。本科教學改革遠未完成，還要做很多工作；每一門課程質量提高、小班討論增加等，需要很多老師積極認真參與，大力改進教學質量。
7）加強本科生的科學實踐。要求他們至少有一年堅持參加每周五學術報告。開設人生事業講座係列，請科學家、企業家、校友等與在校學生交流。每年暑期派遣約50位本科生到國外大學與研究所參與科研，更多學生參與國內大學、科研機構和藥廠的實踐。
8）加強學工辦的工作。我上任初5個月，連續4個月有從疾病到自殺的多種學生危機事件。近五年來，由於學工辦老師力量增強、素質提高、工作努力，雖然不可避免仍或有問題發生，但嚴重程度下降。學工辦積極開展調查、組織活動，變被動應付為主動疏導，還出版了兩本輔助學生教育的書，注重學生工作與教學的協同，重心在學生發展，突出教育職能。
四資源配置
近五年，我們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拓展資源、並合理配置，緩解學院發展在經費、空間和研究生生源等方麵的較大挑戰。
1）經費。盡管2007年學院獲國家科研經費基本是十年前的十倍，增加幅度較大，但與中科院係統的研究單位相比仍有壓力，而農業係統研究經費大增對我們學院的植物生物學發展也帶來了挑戰。
國家要求北大清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如果我們條件遠落後於國內其他科研機構，那麽優秀的年輕人會去其他單位就職，北大生科成為國內一流都很難、更遑論國際一流。雖然北大很支持生科，但學校經費畢竟有限，尤其是與幾個主要的科研院所相比。一般人以為北大經費多；實際上，可以挑出中國科學院4個經費多的研究所略加比較，其經費加起來超過北大全校獲得的國家研究經費。近五年來，國家科研經費不斷增加，北京、上海有關生命科學的大多數研究所，其一個所的規模相當於北大生科院、研究性質也基本相似，然而經費都高於我們，有時甚至高出幾倍。而農科院和農大的植物學科近年科研經費增加很多。這樣，我們在五年中的挑戰沒有減小而是不斷增大。
麵對經費困難，我們盡力從海外和國家獲得了經費支持。McGovern研究院是海外經費，我們在學校支持下幾年努力後獲得IDG和McGovern夫婦捐資，對今後發展神經科學和腦研究很重要。國家發改委的蛋白質研究設施，其上海部分在科學院，其北京部分除原來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和清華以外，北大通過努力得以加入，對我們使用相關儀器很有幫助。當國家希望用增加的投入來支持探索新的科研和教育體製，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等增量途徑支持兩校開展生命科學試點。雖然國家分別給北大、清華生科的經費量仍低於科學院在北京、上海、廣州大多數的生命科學單個研究所，僅為遺傳發育所的三分之一、生物物理所的二分之一，但新的經費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對我們的發展至關重要。其他企業和私人捐贈也支持了我們。
這些經費的獲得和使用都符合原則。2011年，教育部主導兩校生命科學的改革試點、設立兩校生命科學聯合中心，此措施是繼1999年科學院成立神經所12年之後、2004年科技部和北京市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7年之後，在體製內進行的重大改革試點，既合理也必要。國家發改委的蛋白質設施，在兩校的應用不是以大規模和大兵團的大科學模式，而是以適合生命科學發展的合理模式。
⠲）空間。空間是北大特別緊缺的資源。以前，其他學科根據當時國際趨勢和國家需求在國內先得到發展，而生命科學的規模較小。2004年北大生科從幾棟較小的樓搬到目前的大樓後，空間很快被用完。為了科研人員的研究空間，原有院長辦公室已給新聘的老師做實驗室，而學院行政人員搬到了沒有窗戶的空間辦公。我還要感謝化學學院給我們的空間支持。相比國內國際生命科學新的發展形勢，北大生物的總體空間還遠不夠，在全國高校生科院中，我們空間量第五。在得到國家、發改委和McGovern等支持後，學校給了我們空間，我們爭取加快通過校外的審批等，應該這兩年能較快改善空間問題，為未來發展清除一大瓶頸。
3）研究生名額。原有老師和新引進老師的研究生名額都緊張。我們通過PTN和兩校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獲得支持，解決了研究生名額緊張的問題。我們不是簡單地給老師增加名額，而是啟用了改革措施，需要老師改善自己的工作、競爭學生，並通過不同院係老師的加入和講課，加強北大生命科學與相關學科的交叉，改善研究生教育。
4）公用儀器資源配置和管理。建立了服務全院的公用儀器中心，理順了公共儀器管理方式。以前有不少“公用”儀器附屬於不同實驗室，所附屬的實驗室認為服務太多、其他老師認為服務不夠，而出現矛盾，有的課題組到其他單位用我們也有的儀器。因此，我們接受老師提議，經院務會討論成立了“生命科學學院公用儀器中心”。聽取教師的意見建立儀器管理規則，采購、管理和運行遵循“公開、公平、透明”的原則，所有儀器麵向生命科學學院全體老師開放。學院定期征詢設備需求，院儀器管理委員會討論投票通過，中心具體負責建設和管理。中心提供多方位服務，包括接受委托測試、培訓學生使用儀器等。儀器中心通過服務人員錯位上下班等多種辦法實現“歇人不歇機、7天24小時運行”。中心服務人員與科研組脫離管理關係，實行動態崗位津貼、取消測試費提成，通過專家隨機抽查、用戶評價和評分、中心內部考評，在年底進行粗線條服務評級，以考核儀器中心人員“提供專業的、高質量的技術服務”的績效。
5）新修了植物實驗空間、新建了動物實驗空間及其附屬設施。五年前，我們學院沒SPF級鼠飼養空間，一些老師的動物隻好養在醫學部。現已建七千籠老鼠飼養設施，及相應配套如大小動物手術室、手術前準備室、恢複室、負壓解剖室、動物檢驗隔離室、獸醫治療室等。
五文化氛圍
學術風氣、文化環境，對學院的長遠發展有很大影響，也許將最終決定了學院的文化深度和學術高度。中國的學術機構，一則現代學術傳統並不長，二則幾十年的多種曲折，導致學術風氣和文化環境都還有很大欠缺，必須通過長期的努力造就學術發展的軟環境。
1）加強學術交流。有目標、有計劃地定期邀請國際上較活躍的科學家來學院進行學術交流，是自然科學學者們的必要養分。我們已經建立每周一次的學術報告製度，今後應該逐步爭取一周有幾次針對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報告係列。
2）提倡學術和教育的長遠效果，避免國內目前體製性的急功近利。減少短期評審，提高長期要求。提倡追求卓越和優美，摒棄庸俗和異化，力戒浮躁潮流對學術工作的誤導，重科學實質、輕表麵形式。
3）大力加強學科交叉。我們請謝曉亮牽頭建立了“生物分子動態成像中心”，使我們在光學成像領域有較好的立足點。我們支持湯超掛靠物理學院的“定量生物學中心”，何川掛靠在化學學院的“合成生物學中心”，與他們交流、合作、聯合招聘，在北大初步形成了圍繞生命科學重要和前沿問題的交叉學科態勢。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更是以體製性的保證，聯合全校從物理、化學、心理等校本部院係到醫學部和臨床醫院的力量，研究重大問題、提供優質教育。
4）加強學院內部的溝通和交流。每周五教師午餐會、每年一次的全院老師年會，為老師們提供了常規的交流時間和平台。
5）加強與校內其他院係的合作。我們的蛋白質平台積極支持以化學學院和生科院聯合的核磁中心為其核心，並請了化學學院、工學院、分子醫學所等多個院係參與建設、設計、管理及使用。五年來，我們從未與其他學院發生衝突，而且即使我們空間緊張也從未要回工學院、分子醫學所在生命科學大樓內的實驗室。湯超多年與物理學院合作，物理學院積極招聘他從UCSF全時回北大，我們做好了配合工作。我們已開始積極推進與北大附屬醫院的交流，建立機製推動切實的合作。
6）加強了與校外的合作與交流。特別是與清華大學生科院和醫學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等建立了緊密聯合。我們也常請他們及科學院幾個相關研究所的研究員參與我們的招聘評審，幫助我們判斷應聘人才的潛力。
7）加強與學校多個職能部門的協調。規劃部、研究生院、人事部、財務部、科研部、教務部、設備部、基建部、房地產管理部、總務部，都曾多方大力支持我們的工作，其中有我們有幾項重要的改革，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支持，不可能做好。
8）支持工會工作。為職工和退休人員改建了工會之家，完善了硬件條件，多方籌集經費努力提高福利，配合工會做好與職工的院情院務交流工作。
9）加強與校友的聯係。支持校友返校，聘用專職人員承擔校友相關的工作。
總之，這五年主要是構建生科院的框架，有些方麵做的好，有些方麵做的不夠好，比如我個人工作風格與有些老師不是很匹配。在學院即將顯著增加實驗室數量的形勢下，今後宜恢複係的建製、建立有效的中間層，以利於老師銜接和協調。科研梯隊的建設，在大樓改建好以後，應該加速招聘。本科生教育，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懈努力，繼續深入與擴展。有些具體事情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較準確判斷和評價，還有些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適宜為更多人了解。
我非常感謝國家和北大給予我和學院的多種支持，特別是北大一直堅持所有的承諾。感謝為了堅持正確發展理念而支持我工作的人們。更換院領導可將未來工作做得更好，我繼續做北大教授。
五年的實踐需要一些時間考察，並不斷加以調整和完善，使改革更切合實際，更富於成效，在北大建設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學學科。
附二
中國的磨練（1）
雖然我現在成了全國主要大學的生科院院長中最年長者，以前常偏年輕且缺乏成年期在中國工作的經曆，第一次參與國內工作經受沒想到的衝擊，算是一次人生的磨煉。
從這種磨練中看到，中國體製和文化的影響，對個人在中國的工作、對中國的實質發展，造成很高的成本。
這種磨煉，對人們在國際上做科學、在國外生活，基本毫無意義。也許可以說，改革中國科學界和改變中國現時文化不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何時中國學術界的人們普遍不要經受這種磨練。
然而，對於我們這一輩、可能還有下一輩，這種磨練對於在中國的生活和工作，也許有可參考之處。
初涉中國
我出國前隻讀過書，無工作經驗。我在美國工作後，較早參與了中國的教學與科研。1994年開始獨立實驗室，那時極少人願意回國工作，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花部分時間在中國做事。1995年，魯白、梅林和我以助理教授身份聯係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從此開始了我們在中國的工作。那時科學院的郭傳傑老師常參與我們的聯係，他後來曾任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我當時建議了兩件事情：開高質量的小型國際會議，建立聯合實驗室。這兩件都做成了，而且延續至今。
周光召讓當時的副院長許智宏、基礎局局長（化學的錢文藻）、國際合作局副局長等安排。其後（1996年左右），通過香山會議發起者惠永正支持、組織者張燾、楊炳興等訪美，1998年開始第一次在中國舉行“分子和細胞生物學Gordon會議”，與香山會議合作，2000年以後移香港，每兩年舉行一次，這一長期堅持的高質量小型會議，經常有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活躍的科學家平等參與活動，而且有較多主要雜誌的編輯參加，促進了國內同行與國際的學術交流、建立學術關聯。開始幾年主要經費來源於美國，其後來源於香港，很少和基本沒用中國大陸的經費，而得益的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界以及香港科技大學。迄今14年，已經開會七次，現在舉行比當年容易很多，最初還有擔心重要而活躍的科學家是否感興趣到中國參加學術活動、有質量的聽眾來源，隨著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科學的發展，現在都不是問題。
第二件事情，後來由吳建屏、林其誰、王貴海訪美後實施。吳是成立不久的上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主任當時是許智宏兼任），同時是腦研究所所長，與我們同專業。而且，我和魯白出國前是腦所學術報告的常客，知道吳建屏英文很厲害，可以長篇即時翻譯。林是上海生化所所長，推動1980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王是當時即將恢複的生物局局長，雖然做行政，但在文革期間他自己就做過很好的科研。在我接觸中，王貴海可能是這二十年科學院生物局最好的行政主管，他不僅熱愛科學，而且相當懂行，還有公心。他是我早期尊重的國內行政人員，使我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並非我以前隨大流認為都是行政人員造成的。吳建屏、林其誰、王貴海等和我們在華盛頓特區見麵後，進一步確定魯梅饒到上海生命科學中心建立聯合實驗室。
增量改革
用新的資源建立新的結構，使用不同體製，是增量改革。
我們建立的分子神經生物學聯合實驗室，其中方負責人是魯白回國麵試幾位候選人以後確定的，結果是梅林和我的同學，雖然我以前不熟悉。而魯白自己有個同學，被魯白刷了，否則他可能會誤入我們的科學研究歧途，錯過他其他後來證明突出的特長。不過，他也從來沒有因被刷而怨恨我們，我們也沒有在他後來直接掌管有關資源時找過他。
1996年實驗室開始時，科學院還沒走出窮困的時期。我記得當時錢文藻對我們說，聯合實驗室很好，不過你們要少來中國。這和以後越來越強調要多花時間在國內工作，很不一樣。那時條件有限，自信心也受影響。
吳建屏是張香桐的得意門生。他們那一代如果有我們這一代的條件，很多人會比我們這一代做得好多了。他曾在1960年代留英，對科學很熱愛，而且很有趣味。
科學院院長換屆後，1998年左右以“知識創新”為題得到國家大力支持，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科學院要評審各個研究所，當時腦所很小隻有三個實驗室，吳建屏很擔憂。魯白聯係蒲慕明，希望他也到上海開實驗室。蒲慕明以前就經常回國，與吳建屏接觸後，蒲提議建立神經科學研究所。蒲起草提議，吳建屏、魯白、梅林和我參與修改後，五人署名交給科學院。
路甬祥收到提議後曾在美國和蒲慕明談研究所的建立。1999年11月許智宏已經任職北大，科學院副院長陳宜瑜到上海宣布正式成立神經所。其後，上海的幾個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所共同組成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最初是吳建屏任院長，不久改由1995年從美國回來的裴鋼接任。
那時，我的印象是，大家對國家的發展趨勢不清楚，好像科學院也對自身的發展無把握。彼時，中國絕大多數機構，包括科學院，實驗硬件也還有很多問題，比如，現在南昌大學的硬件都好於那時的科學院。軟件的問題更多，比如，科學院的很多所不知如何進行國際招聘。不少研究所主要考慮如何脫貧、穩定一些力量，而神經所要改革，目標明顯高於其他研究所，聘蒲慕明為所長，水平也明顯突出。
風雲驟起
科學院的生物學研究，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可以說上海較強。北京部分，以前動物、植物所傳統學科中有特色，而遺傳所起初受蘇聯影響走過彎路，生物物理所很多年沒有集中的空間，直到2000年代以後，北京的生物才有較快發展。
上海的生物學，源於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以及外國留下的一些機構。而醫學研究所為原協和的林可勝創始，做過國民黨中將軍醫署長的林覺得自己不能留在國內，他告訴以前的學生馮德培，我不得不出國，你沒關係可以留下來（這個意思，是馮德培80年代在中國、或90年代他訪美時告訴筆者的，好像他本人沒有文字記載。可以設想，如果他以前這麽說，會被歪曲成馮是國民黨留下潛伏，而文革期間駭人聽聞的“梅花黨”是用上海生物學研究機構來捏造的，如果他早有這種說法，可能坑到這一冤案中）。1950年，馮德培任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長，1958年生化所獨立後，改成生理所，馮德培任所長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其間，馮曾兼任科學院副院長，是當時因為科學貢獻而獲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屈指可數的中國科學家之一。
馮德培是神經生理學家，1930年代留學英國，研究外周神經生理得到對神經生物學有基本意義的重要發現。張香桐1940年代留學美國，研究中樞神經生理，1950年代回國，先在生理所，1980年代獨立成立腦研究所。生理所其後仍繼續有神經部分，而且還是主要部分。兩位科學家風格很不相同，不過兩個研究所有很大重疊。1980至1990年代很多人出國，兩個所的不少骨幹也出國了，到1999年，腦所隻有三個實驗室，生理所也不大（好像是七個實驗室）。
蒲吳魯梅饒的提議，主要考慮如何將腦所更新發展。科學院也沒要求神經所吸收生理所，雖然可能談過接納實驗室的問題，而神經所也接納了生理所個別實驗室，腦所的一個實驗室則自願加入生理所。
科學院決定撤銷生理所的建製，將其實驗室並入上海其他研究所（如生化所、細胞所），不能加入其他研究所的，掛靠上海生科院。科學院可能出於這樣的考慮：原來就是一個研究所分成兩個研究所，而且規模都不大，所以可以恢複成一個所。
不過，這一變動對生理所影響較大。許智宏和王貴海到上海，在生理所全所大會的台上麵對廣大在所工作人員、學生和退休人員，受到很多批評。
撤銷生理所，蒲吳魯梅饒完全不可能參與，因為我們不僅沒有決策權，也未提議。生理所實驗室的安排，隻能是科學院和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為上級行政來主導，不可能由同級的神經所主導。然而，在當時的上海生科院BBS上，以生理所老師為主、學生為前台造成風起雲湧的輿論，集中火力不是針對科學院，而是對我們五人的謾罵，其中海外的四位自然被稱為假洋鬼子，說我們五人導致一大批學生將失學、老師將失業。
生理所建製撤銷會影響一些人，但中國不會出現國家事業機構人員失業、失學，是所有研究員和職工都知道的常識，學生不一定很清楚，不過說失業才能義憤填膺。還有很多汙水猛烈地潑向我們。我從來對既無理也無禮謾罵都漫不經心、更記不住，隻記得當時生理所學術委員會給時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主管經濟和科技教育的副總理李嵐清去信裏麵有一句話，大意是說這些海外的人來中國，要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我那時37歲，在美國科學界學習工作的14年中，習慣了理想和理性主導科學界、影響教授學生生活和工作的常規，對第一次經曆如此變故和侮辱，很不理解：為什麽好心被當成驢肝肺？那時極少人積極到中國做與科學有關的事情，我們試圖做一些工作，毫無私心，我們還放棄我們原來主持的聯合實驗室，讓其獨立於魯梅饒加入神經所，而我們則隻教管課和輔助解決所麵臨的一些矛盾，結果卻被汙為盜賊告到了國務院。
生理所學生在BBS上號召上街遊行。北京和上海有關部門頓時緊張，國家下令上海市陳良宇，堅決防止學生上街遊行。我們這一代在研究生期間見證了中國最後一次學生運動，絕對沒想到自己會被作為學生的對立麵，而且是因為了促進中國科學、推動改革。我那時晚上從美國打電話到路甬祥家裏。到上海後曾請神經所學生公開通知，邀請生理所的學生們可以在星期六到一個會議室，我願意公開對話、解釋。
學生沒有遊行，學生也沒有來參加對話。是因為很多人背後的工作？是學生激烈隻在口頭上？還是激烈的其實是少數、多數理智？我不清楚為什麽他們沒有遊行、沒有對話。
我再愚鈍也知道，有一堆人恨我們，為了公事結下了一堆私仇。
經驗積累
中國的改革，以立為主，不急於破，可能比較合適。那時如果隻成立神經所，不動生理所，可能更順利。上海和北京都還合並了少數幾個研究所，如上海的植物生理所與昆蟲所。其後，較少合並、關閉研究所。
神經所成立的困難，如果我當時是一個人，可能就撤退了。幾個人在一起，而且不是我主導，不好意思一個人提撤退。
對我個人來說，在那以後，就不怕挨罵了，正如近日有位老師轉給我胡適的幾句話“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我覺得，隻要自己做得對，即使挨罵，結局也並不可悲。神經所事件後，先是上海其他研究所有些老師知道我們沒有自私，後來有些原生理所教授也表示對我們誤解了，還有罵過我們的研究生覺得自己錯了。
所以：在中國，被罵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雖然不是所有人，在知道事實後終究會講道理。知道事實而不講道理的，本身也不值得任何人在乎，不知道事實而不講道理的，隻是以一些事情為發泄忿恨的途徑，其實無關於我們個人、或我們做的事情。
科學院在知識創新計劃實施的最初幾年有危機感，改革意識很強。當時神經所在改革的最前沿，建立了新體製。2002年，德國馬普學會的施瓦茨與科學院合作建立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科學院讓我作為中方主任、與施瓦茨合作建立並共同主持該中心至2005年。施瓦茨從德國獲得支持，並推動科學院馬普學會聯合支持的上海計量生物學研究所。迄今，兩個機構都還在運行。有德國人參與時，中國人的內鬥文化不明顯。
總有很多人希望，能否中國人在一起做事的時候，也不要內鬥太多？
以非理智方式表達意見，是中國目前文化常見的現象，並不代表永遠如此。
在中國，如果怕罵，就不可能生活和工作，更不可能推動改革。要改善這樣的環境，尚需很大努力。在環境沒有徹底改變以前，還是要堅定信念，堅持改革。
（發表於2012年）
附三
北大理科改革概貌
--在北大人文社科發展會議上的交流
饒毅
我們理科老師不僅非常尊重人文社科的老師，而且非常感謝你們傳承了中國的文化。不談小學、中學的理科教育，單看大學的理科教育。眾所周知，百餘年來，中國的理科大學教育完全是學習外國。如果一個國家或社群，完全沒有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很難經受如此強大的衝擊。但中國的理科師生知道，我們人文的傳統很強，既有精深的學術造詣，也極富創造性和想象力。例如，對比中、英文詩歌，自然清楚中文的詩詞歌賦在很多方麵超越英文，包括創造性。我們理科不僅在廣度上不如西方理科、也不如我們中國文科，在深度上同樣不如西方理科和中國文科。由此理解，中國的科學落後是我們古代文明在文化上的走向造成的，不是我們天生愚昧。文科學者對文化的傳承，為從事理科的人提供了精神的支撐，保證了智力的自信。
北大理科的發展依靠幾代科學家前赴後繼在多個層麵的努力。
1949年之前，中國在自然科學主要是引進教學，研究很少。在理科方麵，可能首先是清華大學同時擁有陳省身和華羅庚而成為中國現代數學的一個高峰。北大的理科在1949年以前有成長，但1952年院係調整也對北大理科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清華理科並入北大，使北大理科全麵、長期領先全國高校，北大數學也因此獨占鼇頭，穩居中國第一。
但1950年代，中國科學院是國家自然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從整體上看，高校的自然科學都受較大影響。北大等高校部分優秀教授轉到科學院工作，因為科學院擁有最多的經費，而且1950年代科學院幾乎避免了反右的衝擊。1960~1970年代，理科發展受到影響。但1960年代，我們北大化學曾參加胰島素合成的（生物化學）工作；1970年代初，北大的化學和生物老師曾參與胰島素結晶的（生物物理）工作，北醫的畢業生屠呦呦主導了青蒿素的發現。但受限於當時的條件，理科研究工作整體不夠多、不夠好。
1978年之後，大批理科專業的師生留學歐美日等科學發達國家，無疑對中國理科的基礎學科研究和科學發展帶來了持續的影響和衝擊。直到1990年代後期，由此造成的全國範圍內理科人才的短缺還很難彌補。1998年，由北大倡議、教育部和財政部等國家部門支持的“985”工程，以及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對於緩解人才——特別是理科人才——的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及至2000年代後期，中國的理科才能說是開始有序發展，而不僅是應急式對付青黃不接的危機。
今天，我們北大理科還麵臨很多挑戰。客觀地說，過去二十年來理科發展在北大一馬當先。這歸功於幾屆校領導班子對理科的發展有清晰、統一且延續性的改革努力，有多個職能部門的切實工作，當然也與理科的目標和標準相當明確並容易達成共識有關。我自己是在這一過程的半途中加入北大工作的。這11年來的親身實踐，結合自1995年開始了解科學院工作的體會，今天與在座的文科同仁們分享三點思考，都圍繞師資問題——因為師資的質量是大學質量的關鍵，而大學改革的核心是師資力量的整體建設。
1）自由、但不散漫。
今天北大理科享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創造自由。
我們理科老師不會因為研究的問題脫離一般人認為的實際而如曆史上一樣被譏笑為“馬尾巴的功能”，也不會因為社會有人反對（如轉基因）而影響我們的研究工作，因為我們的學術群體足夠強大而且有可以信賴的專業判斷，可以超出一般人的智力所及、可以超前一般人理解的範圍、可以冒外行不理解的學術風險。
我們理科老師的自由，是在有規範、有紀律、有道德的框架下，進行的科學探索的自由。自由是體現在思想和學術層麵的，而不是缺乏職業規範、懈怠工作所需要的紀律、降低人格所必需的道德方麵的。
就是說，我們理科老師的自由並非散漫。我們學術嚴謹、工作認真、做事負責。我們形成以學校為核心的學術交流群體，區分工作關係與個人關係，形成良好的、有凝聚力的共同體。
2）標準、而非指標
二十年來，北大理科堅持改革，堅持提高標準，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們用了國際方法和標準，在一些方麵達到了國際水平。
同一時期，國內理科方麵很多單位也都發展很快。北大理科隻看自己是否進步是不夠的，而應對比國內其他單位的情況來確認自己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今天的中國科學院是年度經費逾五百億的龐然大物，北大理科的經費遠低於此，因此，隻能爭取質量高於科學院。近十年來，北大理科的改革優於科學院，在招聘教師方麵的體製改革做得好，標準提高很多，長期堅持真正珍惜人才。
人事改革的關鍵是北大建立了預聘製。而近年北大理工科人才評審委員會的嚴格要求更使各院係調整標準，不僅摒棄了各種非學術因素，而且都相應提高了門檻。北大理科的招聘和晉升都按國際學術標準進行，尊重和依賴懂行、負責的專家的意見，看研究實質，而不是看文章發表的雜誌等各種外在“指標”，也不依賴校外（國內）的學術標準或摻雜非學術因素的評估結果、榮譽、頭銜，因為校外（國內）的評審方法常常出現學術之外的因素，而其標準現在常常低於北大理科的方法和標準。
北大理科從以前逢國外博士回國就給教授，降到了現在隻給“助理教授”——北大與國際一流大學職稱的標準一致，而不是低人一等。這一點，北大和清華的理科領先全國。現在科學院生命科學十幾個研究所，仍然是博士後可以立即就任正研究員。在科研經費和條件大幅提升的今天，科學院繼續認為自己的職稱低於國外和北大清華的體係標準，這是北大清華改革超過科學院的表現之一。
北大數學研究繼續是中國數學三足鼎立的一足（其他是科學院所有數學研究所、全國其他單位的數學），而北大數學畢業生更是占海外華人優秀數學家的一大部分。北大化學超過科學院的單個化學研究所，是化學學科年輕人找教職的首選。北大物理也很強，與科學院單個物理方麵的研究所有同等吸引力。北大生物對人才的吸引力，從以前低於科學院6、7個研究所，一躍成為與清華並列的第一梯隊，其後是科學院以及近年很努力的浙江大學醫學院。西湖大學最近也崛起、招聘教授係列與北大有交集。北大清華的生命科學與其他高校重疊較少，例如南京大學，很難說其生命科學的師資力量與北大清華有顯著重疊。所以，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北大理科與國內其他單位理科出現差別、有些方麵甚至較大差別。
在人才標準提高後，科學產出質量的提高將是水到渠成。我們並不急於推崇某項工作，而是讓教授自己盡最大努力，我們創造合適的環境，然後給予時間，樂觀其成。
3）批評、而不排斥
北大理科鼓勵學術交流的批判性。在有些工作上也有激烈討論、批評。院係老師可能競爭資源，但不會因此出現根深蒂固的矛盾，可以有先有後。
北大理科的學術批評不是文人相輕，更不是相互排斥。
各校都有一般的科研合作。但北大理科不像國內有些單位，讓年輕教授為年資高的教授打工，也沒有在支持年輕人旗號下形成唯我獨尊的小王國，而是鼓勵各個年資的教授得到合適的支持，他們自主擁有所取得的成就，不用擔心成果被占、或榮譽被侵權。
北大理科還有跨院係的合作工作。例如，謝曉亮教授是我們北大附小、附中和化學學院的畢業生，是改革開放後大陸第一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化學家。學校為了吸引他回國，做了很多工作。我來北大十一年，校長換了四任。可是，我觀察幾任校領導在重要工作上高度一致、前赴後繼，包括一直爭取謝曉亮從哈佛大學回國。北大不是因為他的頭銜，例如我們從未試圖招聘諾獎得主，最初爭取曉亮的時候他並非美國院士，但他學術水平高，年富力強，而且認真負責，所以北大多年來堅持不懈爭取他，多個學院、多個職能部門、幾任校領導、積極出力招聘謝曉亮，也反映北大理科建設優秀群體的良好風氣——不會出現招聘了某一兩個人，就不招聘其他人，特別來了一個人堵住其他人的製造土皇帝的做法；為學校發展盡力創造條件；任人唯能、廣納英才；進一步形成互相促進的環境，“大庇天下賢士俱歡顏”。
北大理科在蔡元培任校長一百年後，做到以學術標準為上的兼容並包。
2018年6月25日上午發言，下午整理。
附四
關鍵的改革與質量的提高：中國高校人事製度
我與中國高校預聘製
如果隻是很多人如火如荼地轉發多篇匿名作者不負責任的文章，筆者可能也與很多知情人一樣聽之任之，認為預聘製不可能在中國被逆轉。但是，與我有關的《賽先生》昨晚也發表了我不認同其觀點的文章，雖然我絲毫沒有幹涉這篇文章的發表，也永遠不會問文章的來源，但感到有責任發表自己的觀點。
另外，筆者有可能是對中國高校的預聘製了解最多的人。我和施一公都完整地經曆美國高校的預聘製全過程，從助理教授到講席教授。我們不僅對美國為什麽這樣做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我們都在中國的科研和教學體係中有實踐，知道應該怎麽做、哪些可以有益、怎麽可以有效。但是，首先在中國實行預聘製的是1999年11月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蒲慕明為所長，提議建立研究所的人是蒲慕明、吳建屏、魯白、梅林和我。其預聘製的人事體製，我也參與製定。中國第二個全麵實行預聘製的研究機構是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和鄧興旺，我曾擔任其學術副所長，估計其預聘製的體係是我落在文字上，至少初稿是我寫的。2007年我回國出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在北大校領導和職能部門的很多人支持下，生科院是北大第一個對新的教師全麵實行預聘製的學院。施一公在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開始清華的第一個預聘製學院。因為我們的實踐，證明預聘製如何在兩校行之有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協調於2014年將預聘製全麵推廣到兩校全校，所有新聘教授係列人員，都進入預聘製體係。從開始到現在已經14年，全校實行也已7年，兩校對此很滿意。我自己還在2018年起參與建立北京腦科學中心，它也是預聘製。施一公在杭州建立西湖大學，從開始就全麵實行預聘製。我還參與幫助北大在深圳建立深圳灣實驗室，其體製最初是我讓北大理學部辦公室為它設計的。
但是，中國的預聘製不是我和施一公所開始。除了上海神經所和北京生命科學所啟用預聘製，就是北大，也在1980年代就有周培源校長在國內介紹過美國的預聘製。北大的化學學院、中國經濟中心都在1990年代進行過人事製度改革。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2000年代早期曾推行類似預聘製雛形的人事體係，當時稱為“非升即走”，引起軒然大波，表麵似乎流產。但北大清華很多有識之士知道預聘製的重要性，所以兩校的連續幾任的校領導和職能部門有很多人繼續努力。對於國外的預聘製運行細節，都是兩校人事部門仔細研究，提交校領導，並出台全麵協調的政策和措施。北大通過新建的工學院繼續探索人事體製改革。這些都在之前，我到北大之後，北大的人事體製改革也繼續在多方麵（包括新體製的多個中心、研究所）。
預聘製，是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漸進式改革的一步，是很多人的共識、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以下從略）。
附五
2017年
原創研究引領創新產業何時在中國開花結果
在深圳參加生物技術會議讓我想起32年前，因繞道香港去美國曾路過深圳。今天的深圳與1985年的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麵有巨大的變化，我希望今後30年，深圳的生物技術產業也出現同樣巨大的變化，帶領或推動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從中國製造變成中國設計，也可以直白地說從代工廠為主變成原創為主。
我想用兩張幻燈片簡要回顧兩個方麵的故事：第一，離開深圳後在美國幾個學校所見所聞世界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第二，回國前後我了解中國科學家的曆程從而體會中國化學藥物研發。之後表達我對深圳的祝願。
第一張幻燈片上的三位美國科學家分別是：Herbert Boyer、Roy Vagelos、Douglas Melton，他們是三例直接影響生物技術產業的科學家。
第二張幻燈片上的四位中國科學家依次是：陳克恢、張昌紹、屠呦呦、張亭棟，他們是研究中藥來源單體化學藥物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科學家。
外國經驗
1985年從深圳經香港到了美國，我在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念研究生。我到舊金山後才知道1973年UCSF生物化學教授Herbert Boyer與斯坦福大學的微生物學教授Stanley Cohen發明了後來普適性的重組DNA技術，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技術，也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學技術。1976年，Boyer與失業的29歲投資家Robert Swanson成立了生物技術公司Genentech（基因泰克），標誌著全世界生物技術產業的誕生。一個教授發明技術、建立企業，開創了全世界新的產業。Genentech於1980年美股上市，打破了截至1980年全世界上市當天股票增加最大的曆史記錄。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這位教授的激發之下，其他生物學科相對薄弱的學校如哈佛、MIT的教授也紛紛建立了生物技術企業，其中不乏很多科學家不掌握任何專利，但擁有know how，他們坐在學校裏掌控大局，指導畢業學生全職在企業工作，產生了80年代到90年代美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繁榮。
1991年從舊金山到波士頓，我在哈佛大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係做博士後，導師是Doug Melton。他年輕有為，曾以Marshall獎學金留學英國，師從英國發育生物學家John Gurdon（2012年諾獎得主）， 26歲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助理教授。1987年，一位醫生與Melton等三位科學家一道創業。這一企業就是Gilead。我們知道，全世界的十大藥物製造企業一般都是很早以前成立的，在過去四十年它們進一步通過並購而擴大。但Gilead卻從無到有，不到40年躋身世界十大藥廠。它不僅自身專注研發，且有足夠的洞察力，收購合適的企業，創造奇跡：前幾年一個隻有82人，每年赤字幾千萬美元的企業，這個企業卻開價10億美元。一般人覺得是笑話，而Gilead收購了它。12個月後被收購企業的藥物獲得FDA批準，24個月從市場收回全部成本，之後該藥成為旗艦型的藥物。
1994年從波士頓到聖路易斯，我在華盛頓大學任教。那裏也有過一些有關藥廠的傳奇。例如曾任華盛頓大學生物化學係主任的Roy Vagelos，他在華盛頓大學的改革包括研究生製度改革，研究生需要在多個實驗室輪轉就是他推動的，後來遍布全美，現在中國也有少數學校的研究生需要輪轉。1976年，Vagelos離開華盛頓大學，就任Merck研發總裁，後來成為Merck的CEO。Merck不僅是老牌的全世界十大藥廠之一，而且是原創新藥第一的公司。目前全世界有4300多個生物製藥企業，大部分沒有發明過任何創新性藥物，大部分生存期都低於20年。Merck不僅生存期非常長，而且是所有藥廠原創藥物最多的企業，非常強調原創性科學。它用Vagelos時，後者隻做過研究、擔任過大學的係主任，卻立馬領導大藥廠的研發，當時Vagelos本人都感到奇怪。Merck告訴他，我們就是要你的原創，不在乎你沒有藥廠經驗。Vagelos沒有辜負期望，帶領Merck通過原創性藥物造福人類。Vagelos還與深圳有關，他任Merck總裁時，決定送深圳一個製造乙型肝炎疫苗的工廠，在中國經濟還不是很好的階段，他為降低中國肝炎和肝癌發病率做出了重要貢獻。
本國經驗
原創在國外是家常便飯，在中國也不是沒有。
中國的科學及其應用長期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我國的現代化學藥物從依賴進口、到主要仿製，但也有原創。
陳克恢在美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期間因為母親生病到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過兩年，於1924年和1926年在《美國藥理毒理雜誌》上發表兩篇論文，研究麻黃素。麻黃素首先是由日本科學家從中藥麻黃中提取出來的化學分子，但其藥理作用不清楚。在協和期間陳克恢揭示了麻黃素的藥理作用，並使麻黃素變成迄今為止在全世界由中藥衍生單體應用人群最多、時間最長的化學分子。陳克恢回到美國以後還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擔任過禮來藥廠研發總管、擔任過美國藥理毒理協會理事長，但他的麻黃素研究是經典。在中國的研究條件不是很好的情況下，他憑借才智和努力，單槍匹馬地做出了經典工作。
張昌紹於1940年回國到重慶的上海醫學院，在那裏的短短幾年時間，他與化學家合作從中藥常山獲得治療瘧疾的常山堿和常山新堿，他們是從中藥獲得抗瘧化學單體的先驅。屠呦呦等在1970年代從中藥青蒿發現青蒿素，是大家更熟悉的故事，她們的工作不僅造福中國病人，也拯救了全世界被瘧疾所困擾的人們。張昌紹在40年代的工作，實際有美國科學家競賽，中國科學家居然在條件惡劣的情況下領先。屠呦呦等70年代的工作與美國競爭，也是中國領先。這兩次都不可思議，說明我國科學家可以做出世界領先工作。
1971年到1973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張亭棟明確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療特定的白血病亞型APL，這是中國第一次推出治療白血病的化學單體分子。1980年代，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王振義在國外科學家提出13順維甲酸可以治療APL白血病的基礎上，發現全反型維甲酸才是治療APL的有效藥物。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維甲酸成為全世界治療APL都是首選藥物，這是中國科學家對人類的貢獻。
對深圳的祝願
我們可以汲取先驅們的經驗，在今天條件更好的情況下做出對得起曆史、對得起現代的工作，包括應用性工作。
毫無疑問，原創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將在中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祝願深圳成為原創性科學支撐新型企業推動經濟的中國第一。
近年深圳創立了自己的南方科技大學。同時，深圳吸引了全國和全世界的學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深圳建立校區。這些校區會為深圳帶來具備原創能力的科學家，同時這些科學家和他們的學生會推動高新技術在深圳的誕生。深圳應該加大支持自己的寶貝南方科技大學。深圳也應該加大支持北大、清華等在深圳的分校。我不代表北京大學而代表我個人判斷：所有的分校最後很可能會被深圳完全擁有。難以想象千裏之外長期辦分校，如果二十年之內不還給深圳的話、一百年以內恐怕也終究會還給深圳，所以現階段的分校很可能是過渡時期全國高校支持深圳的一種模式。
除支持高校人才培養、人才集聚之外，深圳在高科技、生物醫藥方麵也進行了部署。雖然有些城市在生物醫藥先走一步，深圳已急起直追。
在廣東，深圳也與東莞競爭。例如東莞有IT的血汗工廠富士康，深圳也有生物技術的血汗工廠華大基因。因為富士康能夠生產精密儀器，而華大基因基本停留在使用儀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階段，富士康對這種比喻不是很高興，但應該寬容有耐心等後者迎頭趕上。從應用、製造，從仿製到創新，需要不斷努力。
在經濟積累、人才積累、科技積累的基礎上，深圳有理由更上一層樓。希望在新的時代，深圳能催生如陳克恢、張昌紹、屠呦呦、張亭棟類的原創性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深圳產生和轉化其成果，推動深圳、造福人類。
附六
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的16年
緣起
2014年7月初，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的國際會議上，來自舊金山加州大學的會議主席為了說明會議的質量，用一張幻燈片列出參加過會議的諾貝爾獎得主：在會議的16年曆史中，除1998年外，其他每次都有諾獎得主，其中2006年同時有三位到會，2002、2008、2012、2014年同時有兩位。
我於1990年代中期發起的這一會議係列，當時中國的國際學術會議不多，好的更少。最初兩次主要是我挑選演講者，但我從未請諾獎得主到會，而是按其研究是否活躍、有趣、令人興奮等作為選擇標準。我自己挑選演講者的1998年和2000年兩次，當時都無諾獎得主。2000年邀請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Robert Horvitz於2002年得獎，所以在今年主席的總結中也算有諾獎得主。
我每次都參加此會，今年想起從未介紹過。
學術交流
物理、數學等學科的華人好像與我熟悉的生命科學有所不同。無論是海外還是海內的華人生命科學研究人員，學術交流恐怕不是長項。平時的討論、學術報告、學術會議，可能都不長於實質的交流、討論，更少刺激。
華人生物界交流少的原因有多個。不能排除外國人（以及生物學的海外華人）有刻板觀念：認為華人生命科學研究人員長於做實驗、弱於需要動腦筋的科學互動。在刻板觀念影響下，外國人有科學討論時，不願找華人，致華人較少機會參加好的討論，即使參加也較少能很快激勵他人。而對於生物學的華人來說，因為參加的會議少，遂反過來強化“討論不重要”這一觀念的情況，恐怕在今天還很普遍。
學術會議如何有效，1990年代肯定需要借鑒國外行之有效的模式。
國外科學家參會對海內外華人都有影響。Bob Horvitz與同為MIT教授的夫人Martha Constantine-Paton是本會的常客，可能除了我們幾個中國人以外就數他們到會最多。Martha於1998年就參加了北京的會議，從2000年至2014年的14年中，他們兩人除2010年外，每次都參加，且很認真。
Tom S㼤hof在2013年得諾獎以前於2006年、2010年參加過兩次，得獎後組織者怕他太忙以為今年他來不了，結果他不僅來了，而且不講其去年得獎的係列研究（囊泡釋放），而是講了新的係列工作（突觸聯係），包括很多沒有發表的有趣實驗。
Gordon研究會議進入中國
1994年我獨立建實驗室。1995年，我、魯白、梅林與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先生聯係，提出的建議之一是在中國舉行小型、高質量的國際專業會議，得到周光召先生的積極支持。此前，我們從李政道對物理學同道的周先生的評價得知，周先生是有很高學術水平的科學家。
我計劃聯合美國卓有聲譽的戈登科學會議：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GRC）。我聯係了中美雙方，商定了大的問題、了解了一般性細節性問題。大約1996年，中國科學院派香山科學會議組織者訪美，先到我家，後去東海岸與GRC負責人對接，確定香山會議與Gordon會議合作。
GRC會議有促進學術交流的固定風格。一般二十多人為應邀演講者，一百多人參加。講的是專業領域活躍且比較好的、要求含沒有發表的研究，他們的費用由組織者解決。為了避免演講者不參加討論，GRC規定演講者參會必須超過24小時，否則不予報銷。
GRC的其他參會人員自由申請，有競爭性，如果獲主席、副主席挑選，需要付費才能參會，不同於一些隻要申請就能參加的會議。
會議一般四天半，上午和晚上開會，下午自由交流，並有牆報。演講者和參會者都住在學生宿舍。
挑選好的演講者很重要，能保證質量。另外考慮兼顧一些領域，美國近二十年提倡支持女科學家；我組織的時候，還考慮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外，兼顧歐洲、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地的科學家。
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會議
GRC到中國的第一個會議係列由我自己組織：“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首次會議於1998年在北京香山舉行。
我請當時在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的魯白和中國科學院腦研究所的吳建屏老師為共同主席，我為副主席。考慮到當時中國經費缺乏，會議經費前幾屆基本都是我們從海外籌來的——例如魯白就從美國的研究所爭取來一兩萬美金，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以後還有一些經費是我們從香港等地籌來的。
1998年，魯白覺得國內後勤還有問題，所以我們與香港科技大學的葉玉如（Nancy Ip）商定以後改到香港。
2000年，會議遷址香港科技大學，管理和後勤都由葉玉如安排，近年在香港有多個GRC的會議係列，擴大了範圍，交給了會議管理人員。
GRC分子和神經生物學會議每兩年一次。2000年我任主席，葉玉如為副主席，每次全體投票選副主席、2年後就任，4年後任主席。2014年6月28日至7月4日是第九次開會。
會議有很好的交流，質量一直很高，除了選演講者要求質量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開始時把會議的題目定的比較寬，這樣保證每次比較好選演講者。有些會議存在有時熱門、但因為太窄而在學科發展過程中可能冷場好些年的問題。做研究可以不怕冷門，開會冷場就很麻煩。神經生物學領域大，美國神經科學年會十幾年前每年就有兩萬多人參加、現在有三萬多人參加，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差不多可以覆蓋一半（另外的部分稱為係統、認知、計算神經生物學）。會議稱為“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就不難每次都能找到比較活躍的科學家，保證會議質量，並有吸引力。
我們的會議不僅有很多優秀科學家參加，而且每次還吸引來科學刊物的編輯，多位主要刊物的主編曾到會，經常性有三至五位編輯，今年也一樣，我開始以為隻有兩位，結果也是四、五位。編輯到會是我最初沒有預計到的。
會場內外
交流，特別是中外科學研究者交流，是會議的目的。
一批優秀的國際科學家兩年一次、經常來中國參加會議，對國內的老師和學生產生影響是設想到的。但編輯的影響不是事先設想到的，他們的到會，對其前期了解新的研究和日後遴選稿件有用，有些研究者就是通過會議，得到了介紹自己工作的機會。
海外華人科學家參會，對他們的事業以及他們與國內交流也有些作用。
國內一些學生參會，對他們的成長有意義，雖然參會隻是經曆之一。16年來，參加此會的學生有一批成長為教授，包括國內博士成為國外著名大學的教授，早期與國際上活躍的著名科學家交流不僅是機遇，而且感覺自己成為國際科學共同體的一員。
除此，還有一些是沒有預料到的。
1998年會議空餘時，蒲慕明、吳建屏、魯白、梅林和我討論，結果是後來五人聯名提議成立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將原來吳建屏領導的腦研究所改建擴大，並用新體製，到1999年11月正式成立神經所，15年來在蒲慕明帶領下，無疑對中國神經科學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也認識了一些朋友，包括對“台獨”意見不同者，但我也邀請他參加科學會議、不影響我們交流學術。有位海外華人是王世傑的外孫，提醒我想外蒙問題。這位科學家本人很優秀，而且性格和行為像我一樣容易預計，觀點都是正統的自由主義，做起事情來兼顧各方。本次會上有位比我年輕的科學家，在看我給會議主持人交代2016年會議要參照2014年如何改進時，發現原來我“政治正確”而評論：不要聽饒毅說的，要看他做的。我理解有些人誤解我，以為提批評就是做事激進。他們沒有注意到，我隻批評有原則性錯誤的大事；而一般事情，做時我選可行方案和方式。有關公事的批評，本來在正常環境裏並非激進，而隻有在畸形的環境中才顯得“激進”而已。
因為每兩年去一次香港，大體了解香港生命科學界。如果2000年還不清楚香港和大陸何者發展快，到2004年就很清楚，香港的自然科學明顯不如大陸的發展勢頭。開會之外，我曾在香港科技大學講過課，但後來不去了，因香港社會和學生對科學興趣很小。我在香港教課可能唯一的結果是，有位在香港讀過書的大陸學生，後來去了美國做科學。香港的科學前途渺茫，恐怕香港政府有很大責任。我對香港政府的科技、教育政策的看法是：港英當局撤離後，香港一群經理人成為領袖，而既不知經理與領袖的差別，也不懂在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怎樣形成香港新的支柱，沒有爭取通過科技和教育發展香港。遺傳學家徐立之在任香港大學校長時，我告訴他我的評論是香港對科學像是養豬事業：給高工資，但不給足夠的研究環境和條件。這種說法確實挺難聽，但它是香港政府的行動所導致的現狀，而不是因我說才變成這樣。如果香港政府或科技界對我的說法有意見，恐怕不要拘泥於臉麵難看，而應該考慮采取行動支持科學，保證幾十年後香港不重新成為中國不很重要的地方城市。世界一流城市，如倫敦、巴黎、舊金山、紐約、波士頓、東京、京都，皆科學重鎮。香港現在的程度不可能和那些城市比，而且已經遠落後於北京、上海的科學，會不會哪天隻能以追深圳為目標？亦未可知。人文社科方麵，我不清楚香港的情況。
附七
肝炎研究的突破與科研體製的改革
2012年11月13日，新的生物學刊物eLife發表論文：中國科學家攻克了一個長期困擾國際科學界的難題，而這一基礎科學問題也與人類、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健康相關。
過去，世界和中國忽略了1980年代我國科學家在條件艱苦時代做出重要貢獻，我們讚歎廣西腫瘤防治研究所的嚴瑞琪和蘇建家等、北京第二傳染病院的餘昌晏等和中國醫學科學院的龐其方等建立乙肝動物模型；
現在，我國已經有條件和能力改革科學管理體製機製、提供適當環境，讓一些科研機構年富力強的科學家心無旁騖，如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李文輝帶領學生和同事發現乙肝病毒受體；
將來，希望全國科研機構能推廣適合各個學科和機構自身規律的體製機製改革，使大批年輕人集中精力在專業上充分發揮作用，他們大有作為才能使中國的科學大有希望。
肝炎和肝炎病毒
肝炎在全世界有廣泛的危害，中國人群肝炎患病率尤其高。多種病毒導致病毒性肝炎：甲、乙、丙、丁、戊（A、B、C、D、E）等。
全球二十億人曾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慢性乙肝感染超過3.5億人。即使在乙肝疫苗已經研製成功多年以後，我國還有逾九千萬人感染過乙肝病毒，上千萬乙肝患者，每年感染超過百萬。
肝炎不僅本身給患者帶來折磨，慢性肝炎更是經常轉變為肝癌、肝硬化。全球超過50%的肝癌繼發於肝炎，超過50%的肝硬化繼發於肝炎，每年約七十萬人死於病毒性肝炎及其繼發疾病。
在人類研究乙型肝炎的曆程上，英國醫生MacCallum（1946）首先認識到乙肝不同於甲型肝炎，前者通過血液和體液傳染，後者通過食物和水傳染，它們的病原都小於細菌。1967年，Saul Krugman等可以明確區分甲型和乙型肝炎。1960年代，美國科學家Baruch Blumberg在研究血友病和白血病的過程中（Blumberg， 1964），發現“澳大利亞抗原”（澳抗）（Blumberg et al．， 1965）。起初知道與多次輸血有關，到1967年發現一例唐氏綜合症（先天愚型）患者開始沒有澳抗，後來產生澳抗，而且患了肝炎（Blumberg et al．， 1967），並在血液中出現病毒樣顆粒（Bayer et al．， 1968），從而意識到澳抗可能與乙肝更相關。
紐約血液中心病毒研究室的Alfred Prince與韓國合作者從輸血導致的肝炎病人中尋找抗原（Prince et al．， 1964； Chung et al．， 1964），發現了他稱為SH（血清肝炎）的抗原與病毒性肝炎相關（Prince， 1968）。日本東京大學醫院輸血科的Okochi和Murakami於1968年發現輸血病人中病毒性肝炎與澳抗有一定、但非絕對相關性。Prince於1968年在《柳葉刀》報道澳抗與SH抗原相同。
其後幾年，Blumberg與Prince各自開展一係列工作獲得更多證據表明他們發現的抗原與乙肝相關（Blumberg， 1971；Prince，1971）。1970年，英國的Dane等在澳抗陽性的肝炎患者血液中分離獲得病毒顆粒，並用電子顯微鏡觀察，確定澳抗是乙肝病毒顆粒的表麵蛋白質（乙肝表麵抗原，HBsAg）。
1976年，Blumberg獲諾貝爾醫學獎。
1979年，法國的Galibert等克隆了乙肝病毒的基因組DNA；它很短，不過約三千二百堿基對。整個病毒的DNA短於人體很多單個基因的長度，卻能肆虐人類，令人驚訝。
丁型肝炎（HDV）的發現起始於1977年意大利的胃腸科醫生Mario Rizzetto在HBV感染病人肝細胞中發現的一個新抗原（Delta抗原，HDAg）（Rizzetto et al．， 1977）。其後，他們與美國分子病毒學家John Gerin等證明HDAg來源於一種新型肝炎病毒--HDV（Rizzetto et al．， 1980；Rizzetto， Purcell and Gerin， 1980；Rizzetto et al．， 1981）。HDV的全基因組於1986年被克隆（Wang et al．， 1986）。HBV和HDV兩病毒同時感染時，病情嚴重很多，且更容易導致慢性肝炎。HDV依賴於HBV提供的包膜蛋白（包括HBsAg在內三種）組成病毒顆粒，HDV複製的其它步驟獨立於HBV。HBV是DNA病毒，HDV是RNA病毒，它們的基因組不同。
基因工程生產乙型肝炎疫苗
研究乙肝病毒直接導致生產預防乙肝感染的疫苗，是基礎研究很快走向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成功範例。
1971年Krugman開始研製乙肝疫苗。1978年有兩個成功的疫苗（Purcell and Gerin， 1978； Hilleman et al．， 1978），1980年通過臨床驗證（Szmuness et al．， 1980）。這些疫苗都用來自於病人血漿提取的HBsAg，如果滅活不徹底，反而可以引起疾病。
1979年，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的William Rutter實驗室用現代分子克隆方法，獲得HBsAg的基因（Valenzuela et al．， 1979）；1981年他們將人的HBsAg轉到大腸杆菌中表達蛋白質（Edman et al．， 1981）；1982年他們成功地將HBsAg轉基因到酵母細胞表達，並獲得病毒樣顆粒（Valenzuela et al．， 1982）。他們申請專利並與Merck公司合作，於1984年成功地用酵母表達的HBsAg作為疫苗，獲得保護性的免疫作用，在猩猩中證明疫苗可以預防乙肝病毒侵染（McAleer et al．， 1984）。他們的疫苗於1986年獲得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批準後上市。從此，這一基因工程製造的疫苗為世界上很多人提供了預防的方法。在乙肝曾經肆虐的我國台灣，使用乙肝疫苗後，乙肝和肝癌發病率直線下降。原華盛頓大學教授、當時Merck公司的總裁Roy Vagelos決定將一條生產線送給中國並培訓中國技術人員使用生產線，中國得益於贈送的生產線製造乙肝疫苗，造福中國民眾。
全麵接種乙肝疫苗可以使乙肝大幅度下降。不過，由於我國乙肝感染基數龐大等多種原因，還不斷出現相當多的新的乙肝感染。而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如我們的國家，乙肝繼續蔓延。
對已經感染乙肝的病人，疫苗不能治病。目前已有的乙肝治療方法，其效果都比較有限。而丁型肝炎完全沒有特異的治療藥物。乙肝和丁肝研究領域多年來翹首以盼獲得病毒受體，以便研發新的抗肝炎病毒藥物，包括設計和篩選針對受體的藥物。
乙肝病毒的研究模型
研究乙型肝炎的最大困難之一是缺乏好用的體內感染的動物模型和體外用的培養細胞模型。這兩大問題分別由中國科學家和法國科學家在1981至1984年和2002年取得突破。不過，法國的工作很多人馬上知道，而中國的工作知道的時間較晚、知道的人較少。
人類乙肝病毒能感染的動物很少：人和猩猩。它不感染老鼠或雞等常用的一般實驗動物，即使猴也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土撥鼠、地鬆鼠、樹鬆鼠、蒼鷺和鴨等可以感染其本身的肝炎病毒而患病，但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土撥鼠、地鬆鼠、樹鬆鼠的肝炎病毒與人乙肝病毒有70%的相似性，而鴨和蒼鷺與人乙肝病毒的相似性低很多。因為這些動物都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所以其肝細胞的病毒受體可能與人肝細胞上結合人乙肝病毒的受體有所不同，不能作為研究人類乙肝病毒的良好模型。缺乏好的動物模型給研究人類乙型肝炎和尋找人類肝細胞上的乙肝病毒受體造成了一大難關。
⠱981年，北京第二傳染病院資料匯編中，餘昌晏等報道樹鼩（tree shrew，Tupaia）可以被人的HBV感染，但在六周以後就出現動物死亡而未持續觀察。1981年，《醫學研究雜誌》刊登中國醫學科學院龐其方、萬新邦、胥愛源、王祖銘、王桂香、朱寶友、張新生的文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樹鼩的實驗研究”。醫科院與北京第二傳染病院兩批人當年用樹鼩試過多種病毒感染，比如他們曾合作於1981年9月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發表文章“甲型肝炎病毒感染樹鼩的初步研究”，發現樹鼩可以感染人的甲型肝炎。甲肝論文的作者是醫科院的詹美雲、劉崇柏、李成明、張文英、朱純、龐其方、趙同興、王長安、王金利，和北京第二傳染病院的餘昌晏、李壽複、佟智功、林尊慧、牛京勤。
1982年開始，廣西的嚴瑞琪和蘇建家及他們的合作者改進實驗方法和條件，特別是動物飼養條件改善導致樹鼩存活延長。1984年，《廣西醫學院學報》發表腫瘤研究室嚴瑞琪、蘇建家、陳誌英、劉由庚、甘友全、周德南的文章報道人血來源的HBV感染十隻樹鼩後，用血清免疫檢測和肝髒組織切片，確定七隻被感染、僅一隻肯定沒感染。1986年，《上海實驗動物科學》雜誌發表廣西腫瘤防治研究所蘇建家、嚴瑞琪、甘友全、周德南、黃定瑞、黃國華的論文，他們用了62隻樹鼩，其中53隻接種人HBV，通過血清免疫學、肝組織切片確定總感染率為84%。他們還用了當時先進的分子雜交、電子顯微鏡等檢測手段，其中電鏡顯示Dane顆粒，證明人HBV可以感染樹鼩。
1996年，瑞士蘇黎世大學內科的Walter與德國Freiburg大學內科的Blum等開始用樹鼩研究乙肝（Walter et al．， 1996）。事實上在1996年以前，中國科學家已經多次重複和進一步研究人乙肝病毒感染樹鼩，這其中既有廣西的蘇建家、嚴瑞琪課題組（蘇建家等，1987；嚴瑞琪等，1989；黃定瑞等，1990；蘇建家等，1992；蘇建家等，1995；嚴瑞琪等，1996），也有其他中國科學家（劉芳華和饒嫻宜，1987；李奇芬等，1995；王鳳水等，1996）。1996年後還有很多工作（李瑗等，2011）。也就是說，1980到1990年代，中國科學家一係列工作找到了人和猩猩之外唯一能感染人乙肝病毒的、經濟、易用的動物模型--樹鼩。Walter的文章僅引用蘇建家等（1987）和嚴瑞琪等（1989）論文，而不知道1996年以前的多篇中國論文，更不了解1981年到1986年的幾篇中國摘要和論文。
Walter等重複了中國科學家的研究，證實人乙肝病毒注射到樹鼩可以導致急性乙型肝炎，表明樹鼩可以作為人類乙肝病毒研究的體內模型。他們還發現，將樹鼩肝髒的細胞分離後在體外培養（所謂“原代培養”），也可以感染人類乙肝病毒，從而證明樹鼩可以作為人類乙肝病毒研究的體外細胞模型。不過，用原代培養的細胞需要經常從動物肝髒分離細胞，不方便。更穩定好用的是可以在體外傳代培養的細胞係。
2002年，法國國家醫學研究所的Gripon等從人的肝髒分離細胞，並在化合物處理後純化、篩選，最終獲得一株細胞係HepaRG，用多種檢測證明它可以感染人的乙肝病毒，從而提供了一個實用的體外培養細胞模型，不過具體用的時候較麻煩：需要用兩步培養、誘導，花幾周時間後才能進入可感染狀態。
乙型肝炎病毒的受體
病毒感染細胞一般首先要病毒結合於細胞膜表麵的受體，然後進入細胞內。不同的病毒需要各自的受體，有相應受體的細胞才能有效地被病毒感染。
在人群中，有些人天生命好（具體是遺傳和變異帶來的好處），其受體分子不能與某些病毒結合，所以天生不會患某種傳染病。
在科研中，有些病毒的受體很快被科學家找到，如SARS病毒的受體。但是，有些病毒的受體很難被發現。
乙肝病毒本身用什麽蛋白質與細胞表麵的受體結合？已知在結合特異受體之前，該病毒可以與細胞表麵的硫酸肝素樣分子相互作用而滯留於細胞表麵（Schulze et al．， 2007；Leistner et al．， 2007）。1986年，紐約血液中心的Neurath等確定病毒的Pre-S1結構域有一小段（氨基酸21到47）可能對於結合細胞受體很重要（Neurath et al．， 1986）。但其他實驗室的一係列工作表明重要的結合位點在氨基酸9至15左右（Schulze et al．， 2010）。
⠲003年，德國科學家證明對感染人類肝細胞重要的Pre-S1和Pre-S2結構域，也對感染原代培養的樹鼩肝細胞重要（Glebe et al．， 2003），從而表明人和樹鼩的肝細胞含有的乙肝受體可能都結合乙肝病毒的同樣蛋白質。這篇文章引用中國的樹鼩感染HBV的文章是嚴瑞琪等（1996）。
肝細胞表麵是什麽受體能結合乙肝病毒，從而導致病毒感染？
自從1960年代發現乙肝病毒後迄今近五十年，還沒有找到受體，不是因為沒人找，而是很難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李文輝，是蘭州大學本科生、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博士、美國哈佛醫學院的博士後。他在美國期間發現了SARS病毒的受體（Li et al．， 2003）。回國加盟北生所後，他集中精力試圖攻克乙肝病毒受體，幾年來很少發表論文，堅持帶領實驗室的研究生、博士後和其他人員不懈努力，終於找到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共用的受體，於2012年11月13日在電子刊物eLife發表文章“鈉離子-牛磺膽酸共轉運多肽是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的功能性受體”。文章的並列第一作者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與北生所聯合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嚴歡和北生所的博士後鍾國才，其他還有徐廣偉、何文輝、景致毅、郜振超、黃屹、祁永和、彭博、王海敏、付立冉、宋梅、陳盼、高文青、任碧傑、孫銀燕、蔡濤、馮曉鋒、隋建華。
李文輝實驗室的突破是在前人工作基礎上邁進的一大步。他們用幾個研究組均報道的乙肝病毒結合受體的肽段（Pre-S1的2至48氨基酸）（Barrera et al．， 2005；Engelke et al．， 2006；Glebe et al．， 2005；Gripon et al．， 2005），並將其修飾後作為探針，用中國科學家1980年代發現的樹鼩為肝細胞來源得到原代培養的樹鼩肝細胞（PTH）為材料，應用強有力的現代生物化學技術，尋找結合Pre-S1肽段的蛋白質，發現了鈉離子-牛磺膽酸共轉運多肽（NTCP）。用肽段競爭的方法，驗證了NTCP結合Pre-S1的特異性。然後用分子生物學的RNA幹擾技術，抑製PTH內源產生的NTCP，可以減少人乙肝和丁肝病毒的感染，從而證明NTCP對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感染是必需的。他們也發現如果使能感染HBV的HepaRG細胞中NTCP減少，就能降低這些細胞感染HBV。他們還發現，之所以HepaRG細胞需要用藥物誘導兩周後才能感染HBV的原因是誘導後細胞產生的NTCP增多。他們還用人的原代培養肝細胞，證明人的NTCP對乙肝病毒感染是必需的。
為了知道NTCP是否對乙肝病毒感染是充分的，李文輝實驗室用平常不能感染乙肝和丁肝病毒的Huh7和HepG2體外培養細胞係。他們通過轉基因導入這些細胞後產生NTCP蛋白質，這些細胞就能被HBV或HDV所感染。此外，他們還確定了NTCP蛋白質結合病毒的關鍵氨基酸是157到165位。
李文輝實驗室取得突破的關鍵是用了質譜分析加雙重親和純化。王曉東近年在北生所建立了幾個質量非常好的平台，包括基因組和質譜平台。李文輝的第一項基本工作是在北生所高通量測序中心蔡濤的幫助下建立樹鼩肝細胞的基因表達圖譜，其後再用質譜分析樹鼩肝細胞的蛋白質組。這是繁瑣的、但基礎性的工作，且需要高質量。他們的實驗設計巧妙地標記了作為探針的Pre-S1肽段，將其受體結合位點的氨基酸改成可用光偶聯的非天然氨基酸，這樣光偶聯的距離就為零。李文輝實驗室還將肽段連接了單克隆抗體識別的位點和生物素標記。在光偶聯以後，用單克隆抗體和結合生物素的分子通過親和層析，可以抵抗強烈的洗脫以去除非特異結合的分子、留下特異結合的分子。這一方法值得學習。
NTCP平時在肝髒起著基本作用：轉運膽酸和鈉離子。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利用了這一正常蛋白質，與它結合而感染肝細胞。猴子的NTCP與人的NTCP很像，但在關鍵的157到165段不足夠像，所以人乙肝病毒隻能感染人的肝細胞、不能感染猴子的肝細胞。如果將這段人的序列放到猴NTCP序列中，改造後的猴NTCP也能介導人乙肝病毒感染。
李文輝等用NTCP可以使常用的細胞（如HepG2）可以感染乙肝病毒，為乙肝研究領域提供了便宜且易用的細胞模型。以前發現的HepaRG細胞，購買和培養花費昂貴，而且需要兩周誘導後才能感染。
李文輝實驗室的研究不但揭示了乙肝和丁肝病毒進入肝細胞的分子機理，而且在通往有效治療乙肝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李文輝的工作沒有結束：以NTCP發現為基礎，尋找新的抑製HBV感染細胞的藥物，給病人帶來福音。
李文輝文章發表的同一天，德國科學家致信祝賀李文輝在中國的工作“會改變HBV領域今後如何做研究、有助於開發很多病人需要的藥物”。
第二天，法國科學家也致信李文輝，祝賀他帶來HBV領域的重大突破。
可以推廣的模式：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1980年代，我國多方麵條件比較差，科研人員的工作主要靠自身的堅持，少數能做出優秀成果。
2010年代，我國已經具備基礎和條件，而且已經有成功的範例，就不僅要依賴少數單位、少數科學家做出優秀成果，而希望大批科學工作者做出條件能支持的優秀工作，這就需要改革科學體製機製。
眾所周知，增長的科研經費如果用原封不動的舊方法管理和投入，其效果有限。而對於如何改革，不同行業、學科和時期有所不同。如何管理和使用我國日益增長的科研經費，使之發揮最佳效果？這不僅是科技人員關心，而且是國家非常關心、對人民有實際意義的重大問題。
對世界，中國科學家最終要能產出對人類有益的知識，不再是單向消費或少產出知識；對中國，科學界既需要堅持科學探索帶動我國的智識風尚，也需要有些（而不是全體）科學家做出有較快應用價值的成果。
⠲004年，中組部、科技部、北京市為了改革科技體製作為試點成立的北生所，國家交給的任務是基礎研究。成立8年來，北生所已獲國際矚目，2012年初美國HHMI（休斯醫學研究所）評國際青年科學家（給予研究經費資助），中國獲得7位，4位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北生所已有多項基礎研究得到國際科學界矚目。而李文輝團隊的乙肝病毒研究的意義超出研究所平時的基礎生物學研究範圍，更容易為社會理解。
北生所做出多項重要發現需要國家堅定支持，研究所發生危機幸虧國家鼎力相助。
國家選拔王曉東為所長後充分信任他。王曉東對北生所的科學家高標準、嚴要求的同時充分支持。王曉東本人以基礎科學研究聞名於世，但他一直注重可能的應用。他在北生所建立了梯隊和平台，為基礎和應用研究提供幫助；他堅持的政策使包括李文輝在內的北生所科學家可以追求自己最高科學目標；王曉東在李文輝幾乎無產出的時候加建其研究需要的樹鼩飼養設施，反映王曉東不僅慧眼識英才而且敢於承擔責任；王曉東推動建立的技術平台，也為李文輝等實驗室提供了優質的基礎；北生所的行政和後勤，為研究人員提供保障和服務。這些為北生所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石。
北生所的經驗可以推廣--政策、人員、模式，並無需增加國家科研撥款，而對已經計劃的增加經費要求必須配套體製和機製改革。全國有很多地方，特別是北京以外的城市，也有適用北生所模式的機構和人員。也有不同機構和學科合適的其他模式需要得到合理實施。
北生所是我國在科研管理探索成功的一個模式，應該推廣為我國科研管理多樣化模式中一個新的、重要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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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八
冤屈百年
本文指出生物醫學史上有三個錯誤與腎上腺素有關：一是誤認為第一個激素是胰泌素，二是誤認為化學分離純化腎上腺素的為美國藥理學家John Abel，三是美國堅稱腎上腺素為epinephrine。
實際上：第一個激素是腎上腺素，因為發現活性的時間和分子得到純化的時間都是腎上腺素先於胰泌素；分離到真正腎上腺素的是旅美日本科學家高峰讓吉⠯卫ichi⠔akamine，1854-1922），時間為1901年；腎上腺素的英文正確名稱為adrenaline，而epinephrine是無生物學活性的化學衍生物。
如果科學界真正公平，日本的第一項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可能就不是2012年，而推前一百年。日本本土和旅居西方的科學家在科學上有較多重大發現。不過，日本人還長期受美國無意忽視和有意打壓。在生物學方麵，早在1901年，日本科學家不止一次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高峰讓吉
高峰讓吉於1901年發現了世界上第一個激素：腎上腺素，命名為adrenalin。但教科書一般誤認為1902年英國生理學家發現了第一個激素（胰泌素），而美國人堅持稱腎上腺素為epinephrine，後兩個錯誤遺留至今。
高峰讓吉父母本希望他學醫，但他喜歡上了化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應用化學係，後赴英國格拉斯哥念研究生。回日本後，他建了日本第一個化肥廠（日本人造肥料公司）（Yamashita，2003）。高峰讓吉訪問美國期間，與美國人Caroline Field Hitch戀愛，回日本工作後再度赴美完婚，其後妻子與他回日本。他在日本發現了一種澱粉酶（diastase，amylase），可以降解澱粉，大大降低發酵時間（和成本）。他的嶽母建議他到芝加哥將這種酶用於威士忌製造過程。高峰讓吉和妻子從此定居美國。他在芝加哥不遠的Peoria建立了“高峰發酵公司”（Takamine Ferment Company），但遭反對，廠房被縱火焚毀，公司被解散。房漏偏逢下雨天，他自己又得了肝病，妻子以為他病得要死了，緊急住院，一住就幾個月。住院期間，他意識到醫院的飲食以澱粉為主，而三分之二的病人有消化不良（dyspepsia），他把自己發現的酶命名為Taka-Diastase（高峰澱粉酶），治療消化不良很有效，他獲得專利後將使用權授予Parke-Davis藥廠，銷售逾三千萬美元，這是他對生物技術產業的貢獻（Yamashita，2003）。
高峰讓吉個人收入也可觀，因此於1897年在紐約建自己的實驗室。1900年，他請上中啟三（Keizo Uenaka，1876-1960）為助手，後者的老師為東京帝大的長井長義（Nagayoshi Nagai，1844-1929），長井長義的一項重要科學工作是從中藥麻黃提取麻黃素（ephedrine）（Nagai，1892）。
腎上腺髓質活性成分的分離純化
位於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的Parke-Davis藥廠建議高峰讓吉分離提取腎上腺所含的化學分子。顧名思義，腎上腺是位於腎髒上麵的一個腺體。1855年，倫敦Guy’s醫院的Thomas Addison醫生（1793-1860）發現腎上腺損害後的疾病，後稱為Addison病，人們從而感興趣腎上腺的內涵。很快就有科學家用動物做實驗，試圖看切除動物的腎上腺對動物的影響，常常發現動物死亡（Sch㤦er，1908）。
George Oliver（1841-1915）是一位對研究感興趣的英國醫生，在家做研究，設計實驗儀器（如他自行了血壓計，當時醫生對血壓還普遍不重視），甚至用兒子做實驗動物。他曾給自己兒子吃腎上腺的提取物（Barcroft and Talbot， 1968）。倫敦大學學院生理係教授Edward⠁lbert Sch㤦er（1850-1935）是著名生理學家，除了科學優秀，包括提出“內分泌”概念，還有個人特色，例如：為紀念自己的導師William Sharpey（1802-1880），Sch㤦er把長子命名為John Sharpey Sch㤦er。他兒子去世後，為了紀念老師和兒子，他把自己改名Edward⠁lbert Sharpey-Sch㤦er，而且自己家的姓從此改成Sharpey-Sch㤦er。1893年，Oliver慕名找到⠓ch㤦er，提出合作研究腎上腺提取物的作用（Davenport， 1991）。Oliver和⠓ch㤦er於1894年發表兩篇會議摘要、1895年發表文章，發現腎上腺提取物的作用，包括收縮血管、升高血壓、加快心跳。
1895年，Schäfer讓自己的兩位同事研究了腎上腺提取物的化學特性（Moore，1895；Nabarro，1895）。1897年，德國科學家Sigmund Fränkel（1868-1939）提取了腎上腺的物質，他取名為spygmogenin（Fränkel，1897）。1897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藥理學係John J Abel（1857-1938）從腎上腺提取到一個分子（Abel and Crawford， 1897； Abel， 1898，1899），他命名為epinephrin，分子式為C17H15NO4（Abel， 1898）。1900年，在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工作的奧地利猶太科學家Otto von Fürth（1867-1938）認為epinephrin沒有生物學活性，Fürth把自己從腎上腺提取的分子命名為suprarenin，分子式為C5H9NO2（von Fürth，1900）。1901年，Abel發表專文回複Fürth的質疑，辯解自己分離的分子還是有活性的，但它不是天然分子（native principle）而是衍生物，可能多了一個苯甲酰（benzoyl）（Abel，1901）。
1900年，高峰讓吉和上中啟三獲得了生物活性很強、結晶純的分子，分子式為C10H15NO3。高峰的朋友Wilson醫生建議他命名為adrenaline。高峰讓吉於1901年1月在紐約舉行的化工學會作報告，並於1901年在《美國藥學雜誌》發表其結果（Takamine，1901）。1901年12月高峰讓吉在英國生理學會作報告，並於1902年發表於英國《生理學雜誌》（Takamine，1902）。
Parke-Davis藥廠科學實驗室生物部的Thomas Aldrich於1900年夏也分離了腎上腺素，1901年發表了論文。他認同高峰讓吉當年年初在化工學會的報告，⠁ldrich通過實驗比較了自己的樣本和高峰讓吉的樣本，推出兩種樣本的正確分子式都是：C9H13NO3（Aldrich，1901）。這一正確的分子式也最接近高峰此前推出的分子式，而與Abel和F㼲th的分子式相差甚遠。
同研究領域的科學家通常稱Adrenaline而非Epinephrine
1903年，德國伯恩大學的化學家Hermann Pauly（1870-1950）確定了腎上腺素的結構式（Pauly，1903，1904），他也認為高峰讓吉分離純化了有活性的分子，而Abel的epinephrine不可能有活性。
1904年，第一位合成腎上腺素的德國化學家Friedrich Stolz（1860-1936）也用adrenalin名稱（Stolz，1904）。1905年，英國科學家Henry Dakin（1880-1952）合成adrenaline時引用高峰讓吉和Aldrich作為發現adrenaline，而不是引用Abel的文章作為發現（Dakin，1905）。
1906年，英國著名藥理學家、1936年諾獎得主Henry Dale（1875-1968）堅持認為adrenaline是正確的命名，而不能以Abel沒有活性的epinephrine命名（Tansey，1995；Aronson，2000）。1908年，曾於1895年發現腎上腺活性的Schäfer建議名稱為adrenin（Schäfer，1908）。
爭議
高峰讓吉和Parke-Davis藥廠申請的專利是Adrenalin，而且Abel提出訴訟後，高峰讓吉在法庭勝訴。英國藥典一直用adrenaline的名稱，而美國藥典用epinephrine是錯誤的，原因是Abel長期不認錯。不僅如此，在高峰讓吉去世5年後、高峰譲吉獲得專利25年後，Abel在《科學》發表文章還說高峰讓吉是來他實驗室聽他說如何分離腎上腺素的（Abel，1927）。日本人後來找到上中啟三的個人比較，日文、英文夾雜，證明上中啟三認為Abel和Fürth的都不對，而且高峰讓吉和上中啟三找到腎上腺素的時間早於Abel號稱的高峰讓吉訪問Abel的時間（Yamashita，2002）。
Abel是美國藥理學的開創性人物，是美國第一位專職的藥理學教授、美國第一位藥理學係主任，共同創辦了《生物化學雜誌》、創辦了《美國藥理與實驗治療學雜誌》，他對美國學界的影響遠大於高峰讓吉，對Abel的各種介紹（包括Wiki）中，至今仍廣泛流傳有關epinephrine的按Abel版本的錯誤記載。高峰讓吉不僅未獲美國任何學術榮譽，而且無美國國籍。即使當時美國、德國和英國同行都認同高峰讓吉（Aldrich，1901；Pauly，1903，1904；Stolz，1904；Dakin，1905），即使高峰讓吉贏得專利（Yamashita，2002），即使美國科學家有文章確定高峰讓吉的發明權（Bett，1953；Tansey， 1995； Aronson， 2000），即使德國科學界不用德國科學家取的suprarenin名稱，但很長時間美國科學家還信Abel，例如直到1982年，美國生理學家Davenport仍認為是Abel發現了腎上腺素（Davenport，1982），到1991年才認為是高峰讓吉發現了腎上腺素（Davenport，1991）。而直到今天，錯誤的名稱epinephrine繼續被美國科學界使用。大部分人不知道為什麽有美國的名稱和歐洲/日本的名稱，以為是美國和歐洲/日本競爭。其實兩個名稱都是在美國工作的科學家發現的。
這一爭議還有藥廠參與。因為Parke-Davis藥廠將“Adrenalin”注冊了專利，英國Wellcome藥廠的美國創辦人Henry Wellcome（1853-1936）不願用這一命名，試圖阻止在藥廠研究部工作的Dale用adrenaline名稱、而要求他用epinephrine。Dale指出英國科學界認為adrenaline是腎上腺有活性的物質，而Abel的epinephrine是沒有活性的物質，堅持在自己論文中用adrenaline的名稱（Tansey，1995）。因Parke-Davis專利的名稱為Adrenalin，此後通用adrenaline（A小寫，最後有e）。Abel去世後，Dale為皇家學會的紀念文章雖然讚揚Abel為主、但仍文雅地指出Abel發現的是活性分子的苯甲醛衍生物，如果有時間也可能分離到活性成分（Dale，1939）。
這一爭議中，個人的爭名奪利、學界的霸權行為和社會的種族歧視，孰輕孰重不容易說清楚，可能都逃不脫幹係。
第一個激素
基本所有教科書都認為第一個激素是secretin（腸促胰泌素），發現者為英國的一對表兄弟、生理學家William Bayliss（1860-1924）和Ernest Starling（1866-1927），時間是1902，地點是倫敦的大學學院。
Bayliss和Starling在研究小腸的運動（Bayliss and Starling，1899）。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於1898年發現不同食物經過胃處理為食糜而進入十二指腸或回腸後，刺激胰腺分泌，而且不同食物的食糜導致胰腺分泌的成分不同。巴甫洛夫和其後其他研究者在實驗後提出這都是由於神經所介導的，可以是迷走神經、內髒神經、或腸道局部的神經。
Bayliss和Starling發現這不是由於神經，而是由小腸分泌一種化學物質（胰泌素），通過血液到胰腺刺激胰腺細胞分泌。他們於1902年1月16日進行“關鍵實驗”，1902年3月完成所有實驗，先在皇家學會會刊發表初步結果（Bayliss and Starling，1902a），再在英國《生理學雜誌》發表全文（Bayliss and Starling，1902b）。
1905年，Starling提出激素的命名（Starling，1905a），但承認第一個激素活性為1895年Oliver and Schäfer注射腎上腺提取物觀察到升高血壓的作用（Starling，1905b）。1902年Bayliss和Starling達到的程度與1895年Oliverand Schäfer達到的程度相似，發現了胰泌素的活性，知道其不同於神經，但並未清楚其化學本質。而1901年高峰讓吉已經知道腎上腺素的活性和化學本質。胰泌素要等將近60年才被純化（Jorpes and Mutt， 1961），其一級結構還要近十年才被完全確定（Mutt， Jorpes and Magnusson， 1970）。所以無論從生物學活性還是化學本質來說，腎上腺素都是第一個激素。
早該還高峰讓吉的功勞
腎上腺素在基礎和應用兩方麵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基礎方麵，它不僅是第一個激素，它還對神經生物學很重要；應用方麵，最簡單的是立即提高血壓，這是很多急救的一個措施，迄今還在被使用。
日本第一位生理或醫學諾獎得主山中伸彌的工作是他在2006年發現4個因子可以將分化的細胞重編程成為幹細胞。這一工作的重要性並不高於高峰讓吉的工作：1）重編程是已知的，山中伸彌沒有發現重編程，而是發現可以重編程的四個因子，高峰讓吉也沒有提出內分泌、或神經遞質，隻是發現第一個激素（以及與第一個神經遞質相關）；2）山中伸彌發現的因子，不是內源的重編程因子，高峰讓吉發現的激素是內源激素；3）山中伸彌發現的因子，迄今隻能用於研究，尚無實際應用，而且因為其中一個分子的可能致癌性而不能排除它們不能直接應用的可能性。相比而言，高峰讓吉的發現不僅很快得到應用，而且迄今仍然應用。
日本一直非常重視高峰讓吉，給他很多榮譽，但他在世界科學界恐怕是冤屈百年。迄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一逾百年的冤案會得到澄清。澄清的標誌之一應該是epinephrine一詞從此不再為科學界所使用，而隻用adrenaline一詞。
不過，高峰讓吉並非第一位在生物醫學方麵做出重要貢獻的日本人。例如，1897年，誌賀潔（Shiga Kiyoshi，1871-1957）發現痢疾的致病菌。該細菌被稱為“誌賀氏杆菌”（Shigella）。痢疾流行在很長年代是人類的大敵，誌賀潔發現如此重要的致病菌，善莫大焉。百年後的今天，還沒有一個如此重要致病菌是以中國人命名的。
（以下為英文全文，TEM雜誌編輯限製本文參考文獻隻能16篇，發表版刪除了另外19篇引用文章及其相應文字。本文要點為《生物學概念與途徑》一書第十章的注釋6）
The First Hormone： Adrenaline
Yi Rao
PKU-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Chinese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Beijing，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t is not often that three mistakes are associated with one molecule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is is the case with adrenaline． The record is set here that adrenaline is the first hormone with the discovery of its activity and chemical purification prior to secretin． Adrenaline is the correct name given by J卫ichi Takamine， epinephrine being its inactive benzoyl derivative．
While adrenaline is a well-known molecule， there have long been three misconceptions． Adrenaline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hormone， its discover remains obscure， and it has two names． This article sets the history straight and clarifies these confusions．
Secretin vs Adrenaline
Most textbooks state that secretin is the first hormone， discovered in 1902 by the British cousins William Bayliss （1860-1924） and Ernest Starling （1866-1927）， at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In 1899， Bayliss and Starling followed up on one of Ivan Pavlov’s observations published in 1898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ubstances in the food， after digestion into chyme and movement into the duodenum， induced the pancreatic to secrete different kinds of juices． Pavlov and others have performed experiment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ffects of chyme on pancreatic secretion were due to nerves （either the vagus， splanchnic or local）． Bayliss and Starling made the novel discovery that this resulted from the chemical substance they called secretin， which was made by the mucous membrane of the upper parts of the small intestine， carried by the blood to the pancreatic gland cells．“The crucial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on January 16th， 1902， with all experiments finished by March， 1902， published in a preliminary form as Bayliss and Starling （1902a） and in the full form as Bayliss and Starling （1902b）． Starling coined the term hormone in 1905 （Starling， 1905a）， and acknowledged （Starling， 1905b） that the first hormonal activity was the increase of blood pressure by the injection of supra-renal extracts observed by⠏liver⠡nd Sch㤦er（Oliver⠡nd Sch㤦er， 1895）．⠀
The adrenal gland （or supra-renal capsule） is a small gland above the kidney． In 1855， Dr． Thomas Addison （1793-1860） of Guy’s Hospital in London discovered what was later called Addison’s disease， caused by damages to the adrenal glands． Soon researchers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substances in the glands． Removal of adrenal capsules from animals often resulted in death （Sch㤦er， 1908）．
George Oliver（1841-1915）was an English doctor with a home laboratory who might have experimented with his son， feeding adrenal extracts to his son （Barcroft and Talbot， 1968）． Edward⠁lbert Sch㤦er （1850-1935） was then a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at UCL， whose contributions included the proposal of the term “endocrine” for ductless glands． In 1893， Oliver went to⠓ch㤦er， suggesting a collabora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drenal extracts （Davenport， 1991）． Oliver and⠓ch㤦er published two abstracts in 1894 and a full paper in 1895， showing the effects of adrenal extracts， including those of increasing the blood pressure and increasing the heart beat （Oliver and⠓ch㤦er， 1895）． They determined that the active principle was from the medulla， not the cortex of the adrenal glands．
Secretin was not purified until almost six decades later （Jorpes and Mutt， 1961） and determination of its primary structure would take another decade （Mutt， Jorpes and Magnusson， 1970）．
Thus， the first hormone was clearly adrenaline， because both the discovery of its activity in 1895 and its chemical purification in 1901 predated those of secretin in 1902 and 1961．
Purification of the Active Principle from the Adrenal Gland
In 1895， Sch㤦er asked two of his colleagues at UCL to study adrenal extracts chemically （Moore， 1895； Nabarro， 1895）． In 1897， Sigmund Fr㤮kel （1868-1939） of Germany extracted from the adrenal capsules what he called spygmogenin （Fr㤮kel， 1897）． From 1897 to 1901， John Abel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ublished a series of papers on what he called epinephrin from 1898 onwards （Abel and Crawford， 1897； Abel 1898， 1899， 1901）．⠔he molecular formula of epinephrine was C17H15NO4⠯bel， 1898）．⠉n 1900， the Austrian scientist Otto⠶on⠆㼲th （1867-1938）， then working at Strasbourg University， after pointing out that epinephrine was inactive， purified what he called suprarenin， with the molecular formula of C5H9NO2⠯on⠆㼲th， 1900）． In 1901， Abel offered a rebuttal to F㼲th， claiming that his principle was active，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native principle， but might contain an extra benzoyl （Abel， 1901）．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arke-Davis in Detroit， Michigan asked Takamine to purify the active principle from the adrenal gland． In 1900， Takamine and his assistant Keizo Uenaka （1876-1960） succeeded in purifying the highly active principle， with the molecular formula of C10H15NO3． In January 1901， Takamine reported his findings to the Socie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New York and published in the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akamine， 1901）． In December 1901， Takamine reported adrenaline to the British Physiological Society and published the⠊ournal of Physiology⠩n 1902 （Takamine， 1902）．
By the summer of 1900， Thomas Aldrich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of the Scientific Laboratory of Parke-Davis had also purified adrenaline， which he published in 1901． He recognized the priority of Takamine’s report to the Socie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e compar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oncluded that he and Takamine had isolated the same molecule， with the same molecular formula： C9H13NO3（Aldrich， 1901）． The correct formula was closer to that deduced by Takamine than those by Abel and F㼲th．⠀
Adrenaline vs Epinephrine
Adrenalin was the name in the patent of Takamine and Parke-Davis． After a lawsuit filed by Abel， Takamine won（Yamashima， 2003）．Both the British and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used adrenaline but the US Pharmacopoeia used epinephrine．⠀
Five years after Takamine died （and 25 years after losing the patent fight）， Abel claimed that Takamine visited him and modified his method to purify adrenaline （Abel， 1927）． A research note by Uenaka， was later found and its mixed Japanese and English text showed that Takamine and Uenaka had purified adrenaline before the date of Takamine’s presumable visit claimed by Abel （Yamashima， 2002）．⠀
Abel was the first chairman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in the US， one of the two co-founders of the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n 1905， and the founder of the⠁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n 1908． His influence wa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Takamine．⠀
Thus， even though historians had argued for Takamine （Bett， 1953； Tansey， 1995； Aronson， 2000）， it remains for a long time that American scientists believe more in Abel than in Takamine．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 physiologist Horace Davenport in 1982 believed that Abel discovered the principle， although he changed his mind by 1991 to recognize the discovery of Takamine （Davenport， 1982， 1991）． Eve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repeated arguments for the usage of adrenaline （e.g．， Aronson， 2000）， epinephrine is still used in American textbooks and by American scientists． Most assume that there had been priority disputes between American and European scientists， whereas the truth was that both names were proposed by scientists working in the US， though one of Japanese origin and the other of European origin．
Experts’ Agreement： Adrenaline
In 1903， Hermann Pauly （1870-1950），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determined the structure of adrenaline． He also believed the principle purified by Takamine to be active， whereas that by Abel inactive （Pauly， 1903， 1904）． In 1904， the German chemist Friedrich Stolz （1860-1936） became the first scientist to synthesize what he also called adrenalin （Stolz， 1904）． The British chemist Henry Dakin （1880-1952） also credited Takamine and Aldrich for discovering adrenaline （Dakin， 1905）． In 1906， Henry Dale， the British pharmacologist who would win a Nobel prize in 1936， insisted that adrenaline was the correct name， with epinephrine as the name of the inactive principle （Tansey， 1995； Aronson， 2000）． In 1908， Sch㤦er suggested the name of adrenin （Sch㤦er， 1908）， though it was never used by him or others later．
Because Takamine and Parke-Davis patented Adrenalin， Henry Wellcome （1853-1936）， the American founder of the British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urroughs-Wellcome was reluctant to use the name， even trying to block Dale who was working in the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Wellcome from using adrenaline． Dale pointed out that British scientists believed that adrenaline was the active principle while epinephrine of Abel was inactive， insisting the usage of adrenaline in his papers （Tansey， 1995）． Because Parke-Davis patented Adrenalin， scientists use adrenaline． After Abel passed away， Dale wrote an obituary for Abel， still politely noting that Abel’s epinephrine was “a monobenzoyl-derivative of the active principle” （Dale， 1939）．
Credit Long Overdue
Adrenaline is important for both basic research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In basic research， it is not only the first hormone， it also helpe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urotransmitter noradrenaline which is the precursor in the biological synthesis of adrenaline． In medicine， adrenaline was used almost immediately and is still in use today， a record not matched by many molecules． One wonders whether racial and other biases resulted in the award of the first Nobel prize to a Japanese biologist in 2012 rather than a hundred years earlier．
Takamine has won respects and awards from Japan， including the gift of cherry trees by the Japanese emperor， but is not well recogniz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Using the term adrenaline， instead of epinephrine， is a right step forward for credit long over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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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sion published in⠔rends in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as limited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to 16， thus resulting in the deletion of 19 references and associated text）
文章轉載自：新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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